中国近代新闻学著作

[拼音]：Zhongguo jindai xinwenxue zhuzuo

[外文]：Chinese modern works of journalism

1815～1919年间在中国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业史方面的文章和书籍，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近代早期的新闻学著作(1815年至19世纪60年代)

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是在1815年以后外国人创办的第1批报刊上出现的。第1篇有关新闻学的论文，题为《新闻纸略论》，刊于1834年1月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它简略地介绍了欧洲报纸产生的历史和现状， 最早向中国读者提出新闻自由问题。稍后，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上，也载有这类文章多篇，其中《 欧洲在越恒河地区出版的报刊 》一文，全面评价了西方在东南亚和中国所办的报刊；马礼逊所写关于《京报》的文章，对清代《京报》的性质、作用及其内容作了系统的剖析。这些文章的历史价值，至今仍然受到重视。还有一批文章，虽非新闻学专稿，却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新闻知识与新闻观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为报刊文体规定了短、通俗、引人看 3项写作原则；《中外新报》 的创刊号提出 “叙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的办报方针；《遐迩贯珍小记》、《六合丛谈小引》 等文， 也都表述了一些重要的新闻观点。1859年，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一整套办报方案，强调通过报纸发挥“收民心公议”的作用。这些文章涉及新闻理论、业务、历史学方面，但量少、零散。作者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办报的外国传教士。

近代中期的新闻学著作(19世纪70～90年代)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有了发展。中国人开始办报，并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兴起办报热潮。在这一形势推动下，出现了一批新闻学著作，内容较为丰富，作者队伍也有所扩大。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上继续发表新闻学论著。主要文章有花之安的《 新闻纸论 》、艾约瑟译的《新闻纸局遣访各国事宜》 、李提摩太的 《论报馆》、《报中杂论跋》等文。中国人撰有《总论新闻纸有十益说》、《设报馆以博见闻》、《看报有益》、《兴复万国公报序》等文 (以上除李提摩太二文载天津《时报》外，均见《万国公报》。这些文章着重阐明报刊在增识见、开智慧、宣上德、达下情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报纸的劝善惩恶作用。

随着商业报纸在中国的广泛发展，在这类报纸上也出现大量论述报纸的文章。《申报》是其主要代表。它刊有《(申江新报)缘起》、《邸报别于新报论》、《京报异于西土新报》、《英国新报之盛行》、《论新闻日报馆事》、《论报纸体裁》、《论本馆作报本意》等文。《字林沪报》也刊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较为重要的有《报馆首重主笔说》、《中国各报馆始末》、《论报馆立言应实事求是》、《官场新重报纸说》等篇。这些文章，阐述了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有关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主笔工作等多方面问题。此外，还强调报纸要兼录闾里琐屑，反映庶民意见，使农工商等下层人士也乐于订阅。这也体现了商业报纸争取读者、扩大销路的要求。作者多为中国人。

19世纪70年代起，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潮在中国日渐兴起。一批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著文论述报纸推动社会改革的作用。重要的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郑观应的《日报》、陈炽的《报馆》。此外，在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铨》、陈虬的《治平通议》等专著中，也刊有论述他们各自办报主张的篇章。这些论著，要求广设新报，使报纸成为牖新知、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推动国家富强的工具。它们还对外国报刊在中国占垄断地位表示强烈不满。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办报热潮中，发表了一大批论述报刊的文章。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严复的《国闻报缘起》、 唐才常的《湘报序》，谭嗣同的《湘报后叙》等文是其重要代表。这些文章，继续发挥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办报思想；不同的是，它们着重阐明报刊破旧图新、权衡国是的作用，希望报刊能够成为他们推动维新运动的喉舌。

近代后期的新闻学著作(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

这期间，中国新闻学论著又有新的发展。影响深远的首推梁启超的有关文章。他逃亡日本以后，为《清议报》写了《 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敬告同业诸君》、 《时报发刊词》(附《时报发刊例》) 和《国风报叙例》 等重要论著 。这些文章改变了关于报纸的传统观念。过去把朝廷看作是报纸的主宰，认为报纸的主要作用在于宣上德、达下情；梁启超则强调“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母之视子弟”。过去认为报纸的根本作用在“去塞求通”梁启超则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看作报纸的天职。这些文章还探讨了报纸编辑业务、评论、新闻报道、新闻体裁等多方面问题，把研究工作扩向新闻业务。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郑贯公， 自 1900年起撰写了《论新闻纸之益》、《日报议》、《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等文，影响广泛。这些文章，强调报纸的重大作用在造就民主政治和世界文明， 认为办报是国民的义务，政府不得阻碍。文章还提出了 “党报” 观念和“机关报 ”作用问题。

在此期间，新闻学专著开始出现。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中译本，是在中国印行的第 1本新闻学专著。该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共36章近 9万字。它以主要篇幅介绍欧美新闻事业的现状和编辑、采访、写作等工作原则与方法问题，影响广泛，有关言论曾为当时中国报人一再引用。1913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E.L.舒曼的《实用新闻学》。原著出版于1903年，是一本系统地介绍西方报纸实用知识的专著。有关新闻要素，即所谓“五个 W”的观点，即是由该书首先传来中国的。

中国人撰写的新闻学专著也陆续出现。商务印书馆在 1917 年出版的姚公鹤的 《上海报业小史》(同年在《东方杂志》上连载) ，是中国人所写最早的新闻史著作。该书对上海的一些主要中文报纸的历史沿革及其经营管理状况作了详细记述。史实虽有若干出入，但一直为新闻学界所重视。1918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一书问世。 该书自1918年9 月起连载于《东方杂志》，后经修改发表， 先后更名为《新闻学》、 《新闻学纲要》，多次重版。这部书根据美国新闻学知识，结合中国报纸工作经验写成，是中国人自著的第 1本论述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知识的著作。191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包天笑的《考察日本新闻纪略》一书。此外，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当时已完稿，未及出版。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受到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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