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1527～1602)

[拼音]：Li Zhi

明代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出身航海世家，祖上多与异域交往，通外语。自幼不喜传注帖括，不信仙、释、道学。26岁乡试中举后宦游各地，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宦游中研读王阳明著作，师事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所到之处与上司多忤，于是在54岁时辞官，不久出家，于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著书立说。他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称儒家经典为“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绝非“万世之至论”（《焚书·童心说》）。他说汉代以下“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尔”（《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公然以异端自命。他倡言“人必有私”，“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认为历来之“政、刑、德、礼”，皆是少数人“强天下使从己”，唯有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方可谓之礼（《李氏文集·道古录上》）。他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系狱，自刎身死。

李贽文学上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提倡“童心”与“迩言”。他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反对以“闻见道理”、实即孔孟之道为心。他说“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就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至于“《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均见《童心说》)因此，他以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拜月》为童心之作，而以标榜全忠全孝的《琵琶记》为“似真非真”(《焚书·杂说》)；在古代作家中，他最欣赏不受儒学羁勒的司马迁、李白、苏轼。可见李贽提倡“童心”，并不是一般地提倡真心，而是提倡打破孔孟之道的束缚，以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即市民思想，来指导创作。“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焚书·答邓名府》)，因此与提倡“童心”相联系，他又热烈赞赏“百姓日用之迩言”。所谓“迩言”，就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道古录下》)，亦即下层人民反映“治生产业”之事的日常生活语言。赞赏“迩言”，也就是提倡弃雅从俗，以下层人民的口语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他说:“善言即在乎迩言之中”，“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道古录下》）；“迩言”不待教而后能，“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焚书·答邓名府》)。总之，唯“迩言”发自本心，绝假纯真，与《六经》、《语》、《孟》无涉，亦即“童心之言”。李贽提倡“童心”与“迩言”，都是要求革新文学的内容，表现新的思想和生活。

其二，强调“自然”与“发愤”。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认为“化工”远胜于“画工”。他阐述说:“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焚书·谈律肤说》）因此，这种自然不仅不排斥，恰恰是要求大胆地抒写愤懑、批判现实。他说所谓“作者”，应当是“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藏书·史学儒臣·司马迁》)；反之，“文非感时发己，或出自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续焚书·复焦漪园》）。甚至提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焚书·杂说》）。不过李贽并非鼓吹直肆浅露、一览无余，而是提倡“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玉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同前)，即将参天地、系人生的浩莽情怀寄寓于具体事物的描绘或咏叹，实现激昂愤慨之情与自然含蓄之美的统一。他强调“自然”与“发愤”，旨在打破各种传统清规戒律的桎梏，追求文学的解放和愤世疾俗的风格。

其三，重视戏曲与小说。李贽坚决反对文学复古思潮，重视一切新的文学样式。他高度评价戏曲、小说的社会意义，说“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焚书·红拂》)，他赞《拜月记》“自当与天地相始终，有此世界，即离不得此传奇”（《焚书·拜月》），称《水浒传》为对于宋朝“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不合理现象的发愤之作（《焚书·忠义水浒传序》）。李贽是明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小说评点家。尝自称：“《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续焚书·与焦弱侯》）。当时人也说:“人言《水浒》奇，果奇”，“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署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署李卓吾评点的戏曲、小说有《西厢记》、《拜月记》、《红拂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多种。《水浒传》又有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容与堂刊百回本两种评点本，但其真伪尚待考辨。

李贽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就是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体裁样式三方面提出了同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相对立的见解，建立了一个适合当时的新兴文学，主要是市民文学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李贽在《琴赋》、《诗画》、《樊敏碑后》(均见《焚书》)等文章中，对言与意、 形与神、 道与技等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问题，也发表了有价值的看法。李贽深受老、佛影响，其文学思想亦与崇尚自然之道的老、庄文学观有密切联系。不仅提倡“化工”、反对“画工”，同老、庄主张“大巧若拙”、以素朴为美一致，提倡“童心”与“迩言”亦与老、庄返朴归真、“任其性命之情”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是，李贽并没有遵循着老、庄的思路，把自然之美和汪洋淡泊连在一起，而是走向了任其自然的抒写愤激之情，因而他所提倡的自然之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阳刚之美；他也没有把“任其性命之情”局限于抒发一己超然之情，而是走向了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反映广泛的、发展的现实生活。这样，李贽就把老、庄反对加于人和文的各种束缚的思想，运用于对束缚人的封建道德观念和束缚文的封建文学观念的积极批判，从而形成了一套推动文学同社会一道前进的文学理论。

李贽的文学理论，集中代表了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发展对文学的要求和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事实上成为明代后期新的文学思潮的纲领，对当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尤其是对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进步文学家发生了巨大影响。明代后期的文学，就是以强烈的反封建精神、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戏曲、小说的繁荣载入史册的。明末以后，由于社会形势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李贽的文学理论渐被冷落，但其中某些观点仍为一些有见识的文学理论家所继承。如王夫之“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古诗评选》卷 4）的主张，即与李贽“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之说相通；叶燮论文学创作时提出的“才、识、胆、力”（《原诗·内篇》），实以李贽论学道作事时所说的才、胆、识（《焚书·杂述》）为本；刘熙载“为文宜师农工”（《昨非集·论文》）之论，更与李贽对“百姓日用之迩言”的称赞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贽重新受到重视，他的文学理论的反封建精神，也得到充分肯定。

李贽的文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童心”说及“最初一念之本心”，都有唯心色彩。评论《水浒》标榜“忠义”，而且以“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为“忠义”之首，表明他实际上并未完全摆脱封建道德观念。以肯定“创制体格文字”而肯定“今之举子业”，即八股文，亦属不当。当代学术界对李贽文学理论的进步意义都是肯定的，但对其中局限性的轻重，估计不尽相同。对明代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及李贽是否代表市民阶层要求，看法也未尽一致。但李贽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则是公认的。

李贽著述甚富，但因明清两代数被禁毁，故多有亡佚，存者亦遭改窜，间有伪作。现存较可信者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正续《焚书》、《藏书》有中华书局新校本，《李氏文集》有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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