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1465～1547)

[拼音]：Luo Qinshun

中国明代哲学家。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翰林编修，后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因反对宦官刘瑾，“夺职为民”。后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迁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嘉靖(1522～1566)初，升南京吏部尚书。辞官后居家20余年，从事著述。死后赐太子太保，谥文庄。

罗钦顺早年曾钻研过佛学，“既悟其非，乃力排之”。晚年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的理学，建立了气本论的自然哲学。《困知记》一书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此外还有《整庵存稿》20卷、《整庵续稿》13卷。

罗钦顺是从程朱理学中分化出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理学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理在气中的观点，用气本论代替了朱熹的理本论。他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理只是气之理，并不是“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更不是“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他否定理是离气而独立存在的主宰，批评朱熹所谓理“堕”在气中、“泊”在气上，以及理气“不离不杂”等说法是“将理气作二物看”。

他认为，气产生了天地万物，万物变化千条万绪，纷纭，而“杂不克乱”，其间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事物变化的规律性、必然性便是理。理须从气的聚散、往来的“转折处”去看。

罗钦顺认为理气不是二物。但并不认为理等于气。“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理作为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同气不可分离，但它又是和事物有区别的。

他讨论理和物的关系， 认为 “有此物即有此理”，“无此物即无此理”，但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不生不灭的，“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

罗钦顺对朱熹的“理一分殊”说，作了自己的解释，指出“理一”是一气运动的总规律，“分殊”是万物具有的特殊规律，二者都根源于气，不是先于气而存在的。“气本一也”，气分为阴阳、产生万物，一理即散为万理，这就叫“一本万殊”。太极虽是众理的总名，但以气为体。分阴分阳之气是太极之体，一阴一阳之道是太极之用。否定了太极之理先于阴阳而存在以及太极生阴阳、理生气的说法。把朱熹的唯心主义理气体用说颠倒了过来。

在罗钦顺看来，理一和分殊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分殊来源于气化流行，理一即“在分殊之中”。个别不离一般，一般在个别中。人的认识也必须先从个别开始，然后达到一般，即由具体到抽象。他把朱熹哲学中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思想，从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中剥离出来，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心物问题上，罗钦顺批判了以心法起灭天地，以万物为虚幻的佛学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唯物地解决了主观同客观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初步的反映论学说。他肯定，“盈天地之间此惟万物”，人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心作为认识器官，虽有灵明，但也是一物。心之官则思，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认识其客观规律，因此具有很大能动性。但是，如果“认精神以为道”，那就根本错了。批评心学认为心“可以范围天地”的观点，说它竟“私造化以为已物”，颠倒了主客关系。

他批判地改造、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是穷心中之理。他反对“反观内省”的认识方法，主张“资于外求”，就天地万物上讲求其理。认为只要运用“推知”、“统会”等思维方法，就能认识万物之理，达到“通彻无间”、内外合一的境界。

在理学演变中，罗钦顺最早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提出了理欲统一的观点。他不同意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认为性只有一个，即气之理。如果区分天命、气质，就是一性而两名。他认为人欲出于天性，人之有欲，是无可非议的，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去”。只有恣情纵欲，才会流于恶。他主张以理节欲，反对存理灭欲，承认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

罗钦顺没有完全摆脱程朱的影响，在认识论上，他接受了朱熹“理具于心”的观点，承认事物之理即心中所具之理，穷理穷到极处，就能“一以贯之”，这叫合内外之道。在人性论上，他接受了“性即理”的观点，承认心中所具之理，也就是仁义礼智之性。故穷理和尽心知性是一回事。这些都是罗钦顺思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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