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

[拼音]：Xu Wei

明代剧作家、文学家。字文长，一字文青，号天池，晚号青藤，别署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才能兴趣极广，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擅长。

徐渭少年时即以文名享时誉，但自20岁中秀才后，在科举方面却一直很不顺利，又性气高傲，蔑视传统，不为“礼法”所拘，故每为道学家们所摈斥。37岁时，应浙江总督胡宗宪请，居幕下为书记，兼参机要。后胡宗宪因事被治罪，徐渭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又因杀妻入狱；赖友人张元忭奔走回护获免。此后绝意功名，放情山水，鬻诗文书画度日，穷困以终。

徐渭一生，虽然潦倒，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明代一些进步文学家如汤显祖、袁宏道等，都受过徐渭的熏陶。徐渭论诗与前、后七子异趣，主张独创，反对拟古。他认为诗歌“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窃於人之所尝言”，不过是“鸟之为人言”（《叶子肃诗序》）。他的诗歌创作以七古、七律为优。如《观猎篇》、《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杨妃春睡图》等七古，兼有李白的飘逸和李贺的险怪风格，读来富有气势。他的七律长于炼句，用词精警，诸如《清凉寺云是梁武台城》、《寓穿山感事》和《孙忠烈公挽章》等都是较好的篇章。徐渭的散文写得潇洒自如，颇受苏轼的影响。至于杂剧，更备受推崇，其代表作为《四声猿》。王骥德说《四声猿》“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卷四）；汤显祖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王季重清晖阁评本《还魂记·序》）

《四声猿》是四部杂剧的总称，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

《狂鼓史》写祢衡被曹操杀害后，受阴间判官的敦请，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历数曹操全部罪恶的故事，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抒发作者积郁在心间的愤恨。作品通过酣畅淋漓的曲词，把封建社会奸相的蛇蝎心肠和丑恶嘴脸，揭露得穷形极致，语言辛辣而协律，本色之处，堪拟元人。《翠乡梦》本民间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写玉通和尚持戒不坚，致被临安府尹柳宣教设计破了色戒。他出于报复而转世投胎为柳家的女儿，又堕落为妓女败坏柳氏门风，最后经师兄月明和尚点醒，重新皈依佛门的故事。此剧旨在宣扬轮回报应，但也揭露了官吏的阴险毒辣和僧侣们奉行禁欲主义的虚假。作品写玉通和尚两世轮回，从僧到俗，从男到女，情节曲折，关目的组织，甚见机杼。《雌木兰》本北朝乐府《木兰诗》，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功立业，但增添了嫁王郎的情节。《女状元》写五代时才女黄崇嘏改扮男装应科举、中状元的佳话。这两部杂剧都以女子为主人公，有意识地从文、武两方面讴歌她们的才能智慧与魄力情操。

徐渭的杂剧，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阶段反抗封建压迫与礼教束缚的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从理想出发，希望变革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愿望。如把对残暴者的惩罚放在“阴间”，把正义的伸张寄托于“天上”，虽然虚无缥缈，却也反映了作者对他所处时代的官场的绝望。徐渭蔑视传统的精神，在突破杂剧一本四折，纯用北曲的陈规旧律方面，也充分地反映出来。《四声猿》所包括四剧，长短不全相等，从一折到五折都有。其中五折的《女状元》，全用南曲，其他三剧，并用北曲。徐渭实际上开创了以南曲作杂剧的新写法。他的剧作从内容、精神到形式，都给当时和后世的剧坛带来了积极影响。此外，《四声猿》在语言上还具有清新活泼、流畅优美的特点。曲词宾白，感情饱满，机趣横生。

徐渭在戏曲史上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撰著了《南词叙录》。这部著作篇幅虽然不长，却是宋、元、明、清四代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内容涉及南戏起源与发展史、南戏的风格特色、声律，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于戏曲中常用的术语、方言与脚色，也作了简要的考释。篇末附录宋元南戏剧目65种，明代南戏、传奇目录48种，共113种。不仅保存了有关南戏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对研究宋元话本及南戏与元杂剧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南词叙录》除对若干作家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之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看法，主要表现在下列三点：

第一，重视从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戏，要求把南戏提到与杂剧并列的地位，改变从传统观念出发歧视俚俗艺术的错误观念。在《南词叙录》中，徐渭批评那些“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的人们感情的狭隘、思想的偏颇，义正辞严地提出“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的质问。他公允地指出:杂剧与南戏，二者各有所长：“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

第二，倡导天籁，在尊重戏曲内在规律的同时，反对过分强调形式而造成的人为束缚。徐渭赞赏“从人心流出”的戏曲，认为它既自然，又感人，能取得最好的艺术效果。他指出，创作戏曲的用意，“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而南戏恰巧就是这一类戏曲。当时南戏在音乐上尚未经过戏曲音乐家的整理，某些人多从宫调上加以非难，徐渭独为南曲辩护，称赞南曲系统中兴起的昆山声调“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但他也尊重内在的法则，指出：“南曲固无宫调，然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其间亦自有类辈，不可乱也。”

第三，反对戏曲创作中的雕琢风习，推崇本色。批评以《香囊记》为代表的传奇，在曲中填塞时文故事、用文语写宾白的弊病，指出这种做法，背弃了宋元以来南剧惯从本色的优良传统，并导致南戏步入毁灭的厄运，要求人们在看到宋元南戏形式粗糙的同时，注意本色给它们带来的艺术生命力。

徐渭的著作除《四声猿》及《南词叙录》外，有《徐文长集》30卷，《逸稿》24卷。《四声猿》版本，最早有万历间陶望龄校刊《徐文长三集》附刻本及万历间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即据后者影印。《南词叙录》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有何焯（义门）批补的壶隐居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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