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拼音]：Songdai wenxue

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随着北宋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宋太祖把军权、财权收归中央。用文臣知州事，在诸州设通判来掌管军政民政，在各路设转运使来掌管财权。选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武将不专领军队。这样的方式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地方势力不能同中央对抗，但同时也削弱了国防力量，使石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还是归属辽国；使西北大片地区（包括今宁夏、陕北以及甘肃和青海等的部分地区）归属西夏。宋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屡遭失败，屈辱求和。到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北宋灭亡。南宋诸大将奋力抗金，掌握兵权，志存恢复。可是高宗、秦桧屈辱求和，收回诸大将兵权，杀岳飞，也是贯彻太祖收回军权的国策，只保存了一个偏安局面。直到蒙古军南下，南宋灭亡，使宋代成为一个备受屈辱的朝代。这点在宋代文学中有强烈的反映。

宋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宋代文学的特征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劄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崑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北宋前期文学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崑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崑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崑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秾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南宋前期文学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著。“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秾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適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南宋后期文学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以姜夔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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