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社

[拼音]：Xinyueshe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它的前身是1923年北京的新月社，先以聚餐会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音等人。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1924年12月，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到1926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办《诗镌》、《剧刊》。撰稿人多数为新月社成员，或主要是新月社成员。1926年秋，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有的南下，有的出国，俱乐部的活动遂告终止。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的活动由此而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洵美等人。除《新月》月刊外，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及《诗刊》、《新月诗选》等。1931年11月，新月社的发起人和骨干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日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4卷第7期后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便宣告解散。

新月社俱乐部时期，成员复杂，思想殊异，有时候能表现一定的反对封建军阀的进步倾向，如《晨报·诗镌》就出过“纪念三·一八专号”；但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右翼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倾向。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晨报副刊》上曾进行“苏俄仇友”问题和“党化教育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政治论文。《新月》月刊创办以后，他们发表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反对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甚至表示“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同时，在《新月》杂志上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

新月社虽然不是纯文艺的团体，其主要活动和影响却在文艺方面。在文艺思想和文艺运动中，新月社有一个逐渐右转直至与进步文艺运动相对抗的过程。北京新月社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如徐志摩开始还表现爱国主义感情和反对封建的民主思想；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徐志摩、陈西滢等现代评论社成员态度比较复杂，一面有诗作谴责军阀的罪行，一面发表杂文指责革命群众运动及其“领袖”，因而引起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阵营的批评。1928至1929年，新月社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又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使新月社成为与进步的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的主要代表，因此而受到鲁迅、冯乃超等人的批判。

新月社的文艺创作状况比较复杂。前期，在《晨报·诗镌》上，闻一多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一八》、《死水》等文章和诗作，表现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民主精神。《新月》月刊又发表了闻一多的传记文学《杜甫》、陈楚淮的独幕剧《药》等，具有忧国忧民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怀。然多数文学作品则缺少深厚的社会内容，而更注意艺术技巧和风格的追求。如沈从文、凌叔华的小说，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等人的诗歌。徐志摩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秋虫》、《西窗》，流露出资产阶级幻想破灭之后的迷惘心境和恐惧革命风暴的心理。新月社的诗人们努力推行新诗格律化运动，相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努力追求诗歌“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徐志摩《诗刊弁言》），对于新诗格律化和艺术美的探求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了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新月社于1926年推行“国剧运动”，创办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并在《晨报副刊》上开辟《剧刊》周刊，汇编了《国剧运动》一书，主张在新文学戏剧运动中借鉴传统的中国戏剧艺术。新月社还介绍了莎士比亚、哈代、布朗宁夫人、豪斯曼、曼斯菲尔、易卜生、奥尼尔、波德莱尔、魏尔兰、勃莱克等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及西方现代诗人。他们的这些艺术活动、介绍及创作实践，对于新文学的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是他们的一些成员艺术思想上所表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创作中庸俗颓废的气息，也对当时的文艺运动和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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