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公元27～约97)

[拼音]：Wang Chong

中国东汉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

生平和著作

王充少年时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官至县功曹、郡五官功曹、州从事转治中等。因与当权者不合，免官家居。后经他人推荐，汉章帝特诏公车征，因病未行。晚年生活潦倒，贫无供养。

王充的著作，据《论衡·自纪篇》说：“疾俗情，曾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作《论衡》之书；晚年还有《养性》书十六篇，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上述四部书，今仅存《论衡》，其他均佚。

王充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和神学相互交织、对立。他的哲学是对流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的批判和否定，同时也是对扬雄、桓谭等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继承和发展。

天道观和无神论

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用天地表示整个宇宙自然界，将天还原为自然之天，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地，含气之自然”。指出天地之间充满元气，由元气产生万物。而这一产生过程是自然无为的过程。他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生”指自然而然地生成，在万物背后没有一个指使它们生成变化的主宰。他认为“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王充发挥了黄老自然无为的思想，强调元气自然，否定“天人感应”。他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对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王充明确指出，物质（形体）先于精神，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人的精神不能离开形体单独存在。他比喻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他断然否定灵魂不灭，否定人死为鬼，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的。他说：“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又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指出人与物的不同，在于人有精神智慧。精神是人体内“精气”发生作用，精气依赖人的血脉，又称“血气”。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精神依附于人的生理结构，人死生理结构遭到破坏，精神也就散失了。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王充否定鬼神，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武器，对谶纬神学种种荒诞不经之说展开了批判。

当时谶纬神学为了宣传君权神授，神化所谓受命天子，编造了种种荒诞的谣言，王充一一据理驳斥。谶纬迷信还编造祥瑞说，为加强君权统治制造舆论。王充指出，所谓瑞应完全违反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他认为，有时瑞物出现，只是一种巧合。“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王充还用天道自然无为驳斥“谴告”说，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也，非自然也。”他认为灾异现象是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引起的，与社会政治好坏无关。谴告说是仿照人事编造出来的。它的流行，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对当时流行的雩祭、祭祀、卜筮、巫祝、相宅、风水、墓葬、择日等等世俗迷信，王充也都进行了锋利的批判。

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王充提出“实知”“效验”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效验”即实际效果。王充认为实效、事实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他“疾虚妄”，驳斥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谶纬迷信，即用“何以效之”、“何以验之”来考论虚实。他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王充还注重实验，针对当时神学迷信宣传雷为天怒的说法，他用五种事实和实验，证明雷是火，不是天怒，揭穿了神学编造的谎言。

王充重视效验，但认为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阶段。他批评墨子经验论的局限性时说：“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以心原物”就是要用理性思维去辨别、校正感性经验，将感性经验加以深化、提高。王充敢于怀疑圣贤。他写《问孔》、《刺孟》等篇，指出孔子是人不是神，圣贤的言行也不都是正确的。他从《论语》等书中摘出孔子言论及行事十多条，揭露其矛盾。他对孟子的天命思想给予严厉的抨击，指出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的说法是在宣扬“天故生圣人”的迷信，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

历史进化观

在历史观上，王充反对崇古非今，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指出“汉高于周”，后起的朝代较之已往的朝代总是后来居上。他驳斥当时流行的“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的崇古非今论调，认为这是美化古代的落后状况，菲薄后世的进步文明。他说：“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王充观察到历史的治乱与人民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他引用《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说：“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他注重从人民经济生活出发论证道德兴废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人性论

在人性论上，王充主张性有善有恶，认为善恶与人的禀性受气有关，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但他又强调后天环境教育对人“性行”的决定作用。指出习恶为恶，习善为善，人性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他说：“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这种思想与他在认识论上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一致。

伦理思想

王充从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与董仲舒伦理思想对立的道德学说。他继承了春秋时期管仲的伦理思想，强调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制约作用，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的重要命题，否定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道德论。由此出发，他还批判孔子“去食存信”的主张，认为人民有了温饱，“虽不欲信，信自生矣”。

王充重视功利，同时也肯定道德的社会作用。他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治国必须养德、养力，以德为主。他充分肯定后天的环境教育在改造人性中的作用，认为“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为了批判福善祸淫的神学说教，王充提出了命定论，认为人生的贵贱祸福与神无关，也与个人的操行无关，而取决于“命”，由在母体中秉受自然元气的厚薄所定。王充的命定论作为神学目的论的对立面，反映了寒门庶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对神学道德和豪强贵族的积极意义。但它教人听天由命，“幽居俟时”却是消极的。

逻辑思想

王充是先秦以后对中国古代逻辑有过较大贡献的思想家之一，他较全面地阐述了论证问题。他否定有“神怪之知”，肯定推类之知。所谓推类，是根据事物之间类的相同、相似和相异进行的推论。在王充看来，对未来之知都是通过推类得到的，这种推类的能力任何人都有。他说圣人所以能预先知祸福是靠“推类”，普通妇人预见未来也是靠“推类”。他明确提出并阐明了“论证”的概念，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在他看来，无证验的言论都是虚妄的，虽然文辞优美华丽，人们也不会相信它是真的；有效验的言论，尽管初听起来像是奇谈怪论，但到最后人们总会承认它是对的。他在《论衡》一书中，经常是先提出一个论题，紧接着用“何以效之”、“何之明之”、“何以验之”等一类话承上启下，进而转入“引证定论”的具体过程。在论证终了之后，他还往往加上“审矣”、“验矣”、“明矣”等字样。

在论证方法上，王充比较注重用具体事实作效验。他著《论衡》就是为了确立真理和批驳谬误，“立真伪之平”。在论证中，他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则性质的思想：

（1）切忌“失之所对”，转移论题。如他在《论衡·刺孟》中举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梁惠王问孟子：“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说:“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对此，王充认为，“利”本来有两个含义，即货财之利和安吉之利，孟子未弄清惠王说的是哪种利，就轻率地责难惠王图货财之利，是不对的。如果惠王问的是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便是“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2）不能“首尾相违”，自相矛盾。他在《问孔篇》中举出孔子等大量自语相违和言行相违的事例，指出上下相违，前后相伐，“不能皆是”。在《薄葬篇》中，他也指出墨子主张薄葬，又主张有鬼，是“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

（3）要明言显文。他认为，论证时言不须繁，事不须多，关键是明白、清楚，做到“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

历史地位

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以气一元论的理论，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形神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在认识论、历史观方面的探索，为后起的哲学开拓了思路；对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论的尖锐批判，推动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发展。他有时把“天”、“气”实物化，比作“玉石之类”、“云烟之属”，具有朴素性和直观性；当他用元气直接说明社会现象时，更显露出局限性，他不了解造成人们等级差别的社会原因，认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甚至还用骨相解释人的富贵贫贱；他一方面强调“汉高于周”，宣传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又认为“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王充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挑战，使他的学说在封建社会屡遭排斥。他死后许多著作散失，直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入吴得《论衡》，王充才开始受到社会重视。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的思想经常遭到攻击。然而王充的思想一直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推崇，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章炳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瑞，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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