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

[拼音]：Sui-Tang-Wudai wenxue lilun piping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隋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趋势。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好文”(《隋书》)，厌恶南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靡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上书激烈攻击魏晋以至齐梁注重辞藻、华而不实的风气，要求文章写作应有关政教（《隋书·李谔传》）。在野的学者王通 (584?～618)也竭力主张文章必须阐明三纲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而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这些主张都是为巩固统一国家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当时帝王大都爱好诗歌，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文风气一般仍较华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学家在探讨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时，注意到文风问题。房玄龄等修《晋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棻修《周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等修《隋书》，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传或文学传中表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他们大都不满南朝特别是齐梁的浮艳文风，希望创造新时代文质兼备的文学，加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接着，王勃、杨炯等提出了文学革新的要求，陈子昂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盛唐时，政治从清明变得腐败。天宝间，李白、萧颖士、李华等继承陈子昂的革新传统，分别在诗文创作上提出复古以谋革新的主张，成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 8世纪中叶，发生了安史之乱，对社会民生造成很大的破坏，唐帝国从此进入衰弱时期。中唐时，经济虽逐渐恢复，政治上又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党争剧烈的局面，统治者的纷争和残酷剥削，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新乐府诗歌创作和强烈要求反映民生疾苦的进步诗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杜甫、白居易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适应时代的要求，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晚唐五代，政治更加黑暗，而商业城市却得到繁荣发展，文风又趋于华靡浮艳，这在文学理论上也有所反映。作于后晋时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就表现了祟尚骈偶声律的倾向。唐末司空图《诗品》在诗歌风格的探讨方面作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诗歌批评的繁荣和诗论、文论的分头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逐渐向诗赋骈散文分体评论发展，齐梁间开始出现象钟嵘《诗品》那样专门评诗的著作。到唐代，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诗歌评论，有单篇论说，有专著，有诗歌选集中所附的评语，还有以诗论诗的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活跃景象。而唐代古文家在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则常常着重或专门谈散文问题。这种诗文批评明显分工的现象，反映了文学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并影响到以后宋、元、明、清各代。

这时期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文的革新。南北朝的骈俪文学，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但也酿成片面追求华丽辞采、文风轻艳萎靡的倾向，余波延及初唐。这一现象，引起唐代许多进步作家的不满。他们有意识地提倡《诗经》、《楚辞》和汉魏诗歌的传统，用以反对浮艳的齐梁诗体；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用以反对东汉以后日趋浮靡的骈俪文风。实际上，他们是在“复古”的名义下，要求建立新的健康的诗文风格。这成了唐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潮流。几乎所有杰出的诗文作家，都曾投身于这个诗文革新潮流，或与之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不但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还写下不少富有价值的诗文评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作家兼批评家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在唐代表现得尤为显著，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是突出的代表。

隋唐五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有诗、文、词和传奇。在文学批评领域获得充分反映的是诗和文，传奇和词在当时地位不高，文人多视为游戏之作，理论上也很少涉及。词是晚唐五代新兴的文学形式，后蜀欧阳炯为赵祟祚编辑《花间集》作序，说明该集所录主要是供歌筵舞席、花间月下饮酒佐欢之用，代表当时文人对词的看法。至于唐代传奇，尽管创作成果丰硕，却没有留下一篇专论。某些传奇作者常在作品的开头或结尾处简要介绍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过程，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曾提到传奇的褒贬、教育作用。韩愈作《毛颖传》接近小说体，柳宗元称道为“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而裴度《寄李翱》则认为是“以文为戏”，不足为训。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小说文体的不同态度。

注意诗歌“兴寄”“风骨”与“讽谕”作用的理论

南朝齐梁诗体的浮艳作风，笼罩着隋及初唐诗坛，当时近体诗的格式正逐步趋向完成，在理论批评方面，产生了不少专门探讨声律和对偶方法的著作。唐初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的《诗髓脑》，稍后李峤的《评诗格》和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一作“格”）》等书虽多佚失，据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及他书保存的片段论述看，大都继续发展南朝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说，对近体诗的形成有所贡献，但所论局限于形式，并往往流于琐碎。于是，王勃、杨炯则都对当时“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气表示不满，从而“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到陈子昂，更明确有力地提出改革的主张。他推祟“风雅”和汉魏古诗，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之作，主张诗歌要有“兴寄”与“风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即要有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这就为唐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大力推祟《诗经》、屈原辞赋和“建安风骨”，提倡清新自然的诗风，反对雕饰造作的陋习，并以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这些理论，反映了唐代前期进步诗人对齐梁余风的不满和对开创新诗风的要求。

到了唐代中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注意反映现实的诗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杜甫赞美陈子昂的《感遇诗》上继风骚，又称道元结的《舂陵行》等合乎“比兴体制”，表明了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主张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提倡多方面地向前代(包括六朝与初唐)诗人学习，体现出诗歌集大成者的风度。与杜甫同时的元结，强调诗歌的教化规讽作用，要求诗歌积极影响政治和现实生活，反对内容空洞而“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之作，在理论上与杜甫相呼应。

中唐后期，出现了白居易、元稹的进步诗论。白居易理论的核心，是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创作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赞赏古代的采诗制度，希望诗歌能有助于考察国事民生，促进政治改革；他大力提倡讽谕诗，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要求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强调诗歌应该“唯歌生民病”（《寄唐生》），反映广大人民的疾苦，语言形式应该“质而径”、“直而切”（《新乐府序》），便于读者接受。这些主张，不但发扬了古代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传统，而且反映了中唐时期富有现实内容的诗歌创作的充分发展与成熟。白居易以《诗经》的六义为标准衡量历代诗歌，批判梁陈艳体，倡导讽谕诗，实际上是以“复古”为号召进行诗歌革新。元稹也在他的《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中，阐明了当时讽谕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创作特色，肯定了杜甫的开创功绩。但他们对“嘲风月、弄花草”之作采取一概鄙弃的态度，甚至对李白诗歌的浪漫风格也认识不足，又未免偏狭。当时韩愈并尊李杜，他在《调张籍》中批评一些李杜优劣论者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或谓是为元稹《唐故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扬杜抑李而发的。

晚唐五代时，产生了一批专门探讨诗歌作法的著作，留存的有王叡《炙毂子诗格》、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齐己《风骚旨格》、虚中《流类手鉴》、徐衍《风骚要式》、徐寅《雅道机要》、王玄《诗中旨格》、王梦简《诗要格律》、桂林淳大师《诗评》、文彧《诗格》、保进《处囊诀》等，内容大都肤浅琐碎，缺少理论价值。杜牧在他的《献诗启》中自称“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古不今，处于中间”，表现了不同流俗的态度。他的《李贺集序》高度赞美了李贺诗歌意境辞采的瑰奇，认为它是《离骚》的“苗裔”，但也指出了它在“理”（思想内容）的方面的不足，反映了他对诗歌现实内容的注意。另外，他还对元白的长篇艳体律诗表示不满。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评论唐代诗歌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表达了他要求兼通众制，不拘一格的观点。皮日休则继承白居易的诗论传统，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吴融也赞美李白和白居易歌行的讽谕内容，反对李贺等人的歌行专门叙写“洞房峨眉，神仙诡怪”（《禅月集序》）。还有张为的《诗人主客图》，虽无甚理论价值，但首推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不仅得到吴融的赞许，也常为后人所称引。

注重探讨诗歌艺术境界的理论

唐代还有一些作家、批评家，比较注重对诗歌艺术境界的探讨。相传为王昌龄所作的《诗格》，首先探索了诗歌创作的“物境”、“情境”、“意境”诸问题。其所谓“物”，主要是指山水自然景物。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即强调“风骨”，又突出“兴象”。他批评齐梁诗风“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赞赏陶翰“诗笔双美”，“实谓兼之”，“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褒扬常建、刘眘虚、孟浩然诸人的诗作，都标举“兴”或“兴象”。所谓“兴象”，即注重情景交融的境界和兴味，多指田园山水诗歌于幽静环境中所表现的高尚志趣和清雅情致。其评语亦对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作家及其作品特色多所肯定和赞扬。

中唐时期，出现了释皎然的《诗式》。皎然论诗侧重于艺术表现，认为诗歌语言应通过人工锻炼来达到自然，同时又重视表现的含蓄，标举“高”、“逸”、“意中之静”与“意中之远”等等。对谢灵运大加赞美，而对陈子昂的否定六朝文学则表示不满。高仲武编选《中兴间气集》，强调诗歌的清雅婉丽，赞美以钱起、郎士元为首的大历诗人，表现了和皎然大致相同的倾向。

晚唐司空图是这派诗论的代表，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与王驾评诗书》等文章中，要求诗歌所表现的境界应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具有“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即韵味深长，使人体会不尽。他把淡远的韵味和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首要的艺术特征，认为王维、韦应物的诗“澄澹精致”、“趣味澄夐”，最符合他的标准；而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则被他斥为“力勍而气孱”。这样，就把田园山水诗派推到最高地位。同时，继皎然《诗式》详分诗的风格类别之后，司空图更进一步把诗的风格、意境分为二十四品，并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四诗品》中，对每一品都作了细致而形象的描绘。这对诗歌风格的分类研究是有贡献的，其中也流露了他偏重淡远与含蓄的倾向。

作为唐代田园山水诗派的创作在理论上的反映，这一派诗论家对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注重探索艺术形象的特征，某些说法还接触到形象思维的特征；但相对地忽视诗歌的社会现实内容。所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文运动的理论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是环绕对“文”、“道”等问题的探讨而展开的。早在北周时，苏绰就已主张政府文告应依经典为式；隋代李谔、王通和唐初诸史家论文，也都反对六朝浮靡文风，表现出对文章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尤其刘知几的《史通》，论史书语言，提倡质朴简要，主张向《左传》、《史记》学习，对后来的古文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进一步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提出了“文”、“道”或“文”、“教”合一的主张。他们不满于屈原、宋玉以来“丽而淫”的辞赋和魏晋以后的骈俪诗文，力图纠正六朝至唐代诗赋骈文形式靡丽之风，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经史学术文章言之有物的传统，成为古文运动理论的开创者。但他们所强调的“道”和“教化”，大都局限于封建正统的儒家教条；同时又矫枉过正，往往片面强调质朴，忽视文采，甚至对屈、宋的作品也一概否定，则又反映了他们对文学的艺术特点认识不足。

古文运动的理论，到韩愈、柳宗元而集大成。韩愈大力提倡古文，既重思想内容，也重艺术形式。他宣称写作古文是为了表现古圣人之道，在这点上跟他的前驱者相似，存在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但他反对佛、道二教，在当时又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学习古文的途径和方法方面，韩愈提倡养气，注意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之文，不仅学习经史，还要学习《楚辞》、《庄子》、汉赋的辞采，重视语言的独创性。这种多方面继承与创造的意见，是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成熟时期的经验总结。此外，韩愈在诗文创作方面，还提出过“不平则鸣”之说（《送孟东野序》），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封建社会里许多优秀作品产生的原因。柳宗元也强调文章应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他所谓的“道”范围比较广泛，要求“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反映现实政治内容和关切人民利益，具有唯物因素与进步意义。他也重视艺术形式，同时坚决反对那些文采美丽而内容荒谬的作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文章，包括从经、史、诸子以及《离骚》等文学作品中广泛吸取营养，等等。这些方面的议论大体上与韩愈一致，对古文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柳宗元的《杨评事文集后序》还大致区分了学术论著、实用文字与文学创作的不同来源与作用，指出了它们各自在表现形式上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古文运动前驱者那种轻视文学艺术特性的倾向。

韩愈的弟子很多，影响很大。李翱和皇甫湜是韩愈的两大弟子。李翱论文，提出创意贵深远，造言贵独创，发展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皇甫湜则强调韩愈尚奇好怪的一面，并赞赏司马相如、扬雄的深奥语言，大力提倡新奇怪异的文风。这种主张到唐末孙樵，更走向极端，将古文写作引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与此同时，皮日休、黄滔推重韩愈的古文，能注意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质朴风格，但对艺术性的一面则又重视不够。

晚唐时期在散文理论方面有所突破的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突破了韩愈等提倡的儒道传统，以“意”代“道”，使文章内容更切合实际，可以更好地发挥作者的见解；同时，在肯定思想内容的前提下，也表现出对辞采的重视。李商隐早年亦习古文，但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说法很反感，他认为“道”并不是周公、孔子所“独能”，因而主张“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上崔华州书》)。这显然是对古文家道统与文统观念的否定，带有异端色采。他虽然强调了文章的独创性与现实性，自己却并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转向写作以藻饰为能事的骈体四六应酬文字，结果助长了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骈俪文风。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在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文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少论者划不清文学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线，对文艺的特点认识不足。晚唐五代古文运动趋于衰落，骈俪文重又盛行，与古文运动中的这一偏向也不无关系。成于后晋的《旧唐书》，对韩愈、李翱虽有所肯定，但评价不高；还把元稹、白居易介于骈散之间的文章，看作是对沈约、谢朓永明体的直接继承，用以标示与古文家不同的文统，反映了当时祟尚骈偶的倾向，显示了古文运动在唐五代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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