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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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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miaozu

[外文]：Miao nationality

中国的少数民族。（见彩图）自称“牡”、“蒙”、 “摸”、“毛”，有的地区自称 “嘎脑”、“果雄”、“带叟”、“答几”等。历史上曾按其服饰、居地等方面的不同，在“苗”字前面冠以不同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照苗族人民的意愿，统称为苗。人口为5030397人(1982）。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广东等省、区。在黔东南和湘鄂川黔的交界地带(以湘西为主)，有较大的聚居区。在广西大苗山、滇黔桂和川黔滇交界地带和广东海南岛也有小聚居区。其他地方的苗族则与其他各民族杂居。苗族村寨少则几户、十几户，多则百户、千户。居住环境各地差别较大，多为山坡地或较平坦的山脚，也有高寒山区。由于苗族人民依山傍水为家，因而居住区往往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适宜农作物和经济林的生长，并有丰富的矿藏资源。

苗族使用苗语，属汉藏语系　苗瑶语族　苗语支。由于长达几千年的迁徙，住地分散，故苗语逐步分成三大方言，即湘西（东部）方言、黔东（中部）方言和川黔滇（西部）方言。此外，川黔滇方言内部又分7个次方言。有些杂居地区的苗族，讲汉语、侗语、壮语等语言。建国前，苗族没有统一的文字，虽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拼音字母，也仅在部分地区使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于1956年组织汉、苗语言工作者创制或改革了4种方言的拉丁拼音文字，现正普及使用，受到苗族人民的欢迎。

族源

苗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4千多年前，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里就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有人认为古史传说时代的蚩尤为今日苗族所尊奉的始祖，故与苗族可能有亲缘关系。有人认为古代三苗与苗族有渊源关系。有人则认为今日之“苗”可追溯到古代的“髳”人。此外，还有兜说、夜郎说、巴郡南郡蛮说、槃瓠蛮说、武陵蛮说等。近年来，有人提出传说时代的蚩尤、唐虞夏时代的三苗、殷周时代的髳、春秋战国时代的荆蛮、秦汉时代的黔中蛮或武陵蛮，都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可能是苗族先民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不同名称。诸说至今尚无定论。但是，苗族先民自汉代以来所居住的湘西沅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等武陵郡地区，至今仍是苗族的聚居区。历史上称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为“黔中蛮”或“武陵蛮”（五溪蛮）。“武陵蛮”中有苗族的先民在内，已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各家均无疑义。

根据史籍记载和传说，苗族先民早在殷周时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生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已在武陵郡、牂柯郡、越巂郡、巴郡、南郡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今黔东南都柳江流域。嗣后，由于战争、饥馑、疾病流行、生育繁密、农田丢荒等原因而不断迁徙。这给苗族的广泛分布、方言和习俗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社会历史变迁

苗族度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以树叶为衣，以岩洞或树巢为家，以女性为首领的情况，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从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制度中，还能看出从母权制（见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权制（见父系氏族制），从血缘婚（见血缘家庭）到对偶婚（见对偶家庭）的演变痕迹。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在大多数苗族地区建立郡县，实行“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铁器和生产技术的传入，推动了苗族经济的发展。五溪地区的少数民族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掌握了用木皮织绩和以草实染色的纺染技术，出现了产品交换；但氏族首领与人民处于平等地位，生产力水平低下，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相当发展，冶铁和采炼朱砂、水银等技艺也日益提高，用剩余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来交换食盐的贸易市场逐渐形成。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苗族的原始社会开始逐渐解体，原来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渐发展为地缘关系的农村公社。唐宋年间，苗族逐步进入阶级社会，农村公社的首领已有了土地支配权。汉族的封建经济，通过汉、苗等民族间频繁接触，推动了苗族封建社会领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些“蛮酋”、“蛮帅”成为世袭的“土官”，领有大量的土地。在这些“土官”境内的苗民沦为农奴（称为“田丁”），耕种着领主的土地，交纳租赋和服无偿劳役，并须参加领主间的械斗，为其卖命。这时，苗族地区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黔东南和桂西北已“稻粟再熟”，湘西地区也已存粮有“三年之积”，畜牧、纺织、蜡染、冶金等生产也发展很快。云南和贵州罗甸地区已用海贝作货币流通。

南宋王朝由于政权不稳，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元、明时期，苗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展。明朝中央政府于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也开始派遣流官，对土官进行监视。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到明末清初，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区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仍由“榔”、“款”的首领管理。“榔”、“款”，南宋时称为“门款”，清代称为“宰款合榔”、 “合款”或“门款”等，在历史上可能在苗区普遍存在。集一村或数村为小款，数十或数百村为大款。有公众制订的“款约”或“榔规”，对内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个人和公共财产；对外互相支援，合力对付其他民族或官兵的来犯。各级首领皆由公众推举产生，拥有处理纠纷、作出裁决、主持祭祀、指导生产和指挥作战等职能。这种社会组织，一般即视为魏晋以来苗区由原始氏族转变为农村公社产生的，至明末清初，在“生界”苗区，仍保留下来。当时，黔西和滇东北的苗族人民则大部分是彝族土司的农奴，人身依附非常严重。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对封建领主制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灭。

反帝反封建斗争

历史上，苗族人民多次掀起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东汉建武年间（公元47～49），武陵地区各族人民在渠帅相单程领导下反抗封建王朝统治，打败刘尚、马援等进攻。元初二年(115)，武陵、沣中、零陵等地各族人民掀起抗暴抗捐斗争。东汉末，武陵等地各族人民曾响应黄巾军起义。南朝宋元嘉十八年(441)，天门、溇中等地各族人民，因徭赋过重而在田向求率领下起义。元徽二年(474)，武陵溪西地区苗族人民在田思飘率领下掀起反赋役剥削的斗争。唐元和六年(811)，黔州各族人民在蛮酋张伯靖领导下进行为时三年的反抗斗争。唐末以黄巢为首爆发了农民暴动，湘、黔、桂三省苗族人民纷纷响应，并配合黄巢起义军逼近桂林城。中和三年(883)到光启元年(885)，武陵各族人民以雷满为首，先后攻占了朗州、衡州、澧州等地，赶走了唐朝官吏。宋初，溪州人民反刺史彭允林的暴政，攻下溪州城。元祐年间(1086～1093)，湖南、广西的苗、瑶、侗族人民在杨晟台、粟仁催率领下，杀官吏、攻州城，迫使宋王朝对五溪郡县“弃而不问”。

元明清时期，苗族的起义斗争更加激烈。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贵州中路的苗族、布依族人民起义，攻克顺元路城。至元二十九年，湖南辰州苗族、土家族人民掀起抗元斗争。至正年间（1346～1349），湖南西部苗、侗、瑶、汉、土家等族 6万多人在吴天保领导下起义，攻占县城，并转战于今湖北、河南等省。嗣后，有不少苗族起义农民参加当时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继续反元斗争。明洪武、宣德、正统、正德、嘉靖年间，湘、黔、川等地苗族人民多次掀起抗击明朝官军的武装斗争。清代苗族农民暴动规模更大，著名的起义有雍乾时期(1735～1736)贵州古州包利、红银等领导的大暴动，清王朝调用了 7省兵力才镇压下去。乾隆六十年(1795)，黔东、湘西等地苗民在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下，组织苗、土家等民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提出“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等口号，并与白莲教起义相呼应，牵制清军7省兵力，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增加了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内容。道光三十年(1850)，黔东南苗民保禾、高禾起义被镇压后，于咸丰五年(1855)又爆发了以张秀眉等领导的苗民起义，历时18年之久，势及黔、湘、桂、川、滇诸省。这次起义，与“教军”、“号军”和太平天国石达开部相互配合，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光绪十年(1884)，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广西等省，苗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投入抗法斗争。如黔南苗族反教会斗争、湘西苗族赴闽抗法斗争、云南文山苗族反法保卫边疆的斗争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苗族地区先后响应。不久，苗族人民还参加或支持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苗族人民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26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出了《解放苗瑶决议案》，号召苗、瑶族人民参加或组织农民协会。嗣后，海南岛吊罗山、母瑞山及黔东等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经过湖南、贵州等省苗族地区，播下革命火种，苗族地区先后建立了武装，如黔西北的“苗民支队”、黔东的“边胞支队”等，直接打击了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武装。

文化艺术

苗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风格独特的民间文学和艺术。民间文学主要有诗歌和传说故事，多以口头传说流传至今。诗歌一般是五言体，间有七言体或自由体，只是讲调而不押韵，篇幅长短不拘，分别为古歌、理词、巫歌、苦歌、反歌、情歌和儿歌等。苗族的诗歌和古老的传说故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也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音乐舞蹈和苗戏等具有悠久历史。史籍上早有男吹芦笙女振铃的记载。苗族“飞歌”享有盛名，现已作舞台演唱或谱曲演奏。器乐分打击乐和管弦乐两类，以木鼓、皮鼓、铜鼓和芦笙最为驰名；此外还有芒筒、飘琴、口弦琴、木叶和各种箫笛。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猴儿鼓舞等，以芦笙舞最为普遍，技巧很高，深为国内外赞赏。（见彩图）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驰名中外，现已成为中国出口工艺品之一。苗族的传统银饰多种多样，包括手钏、项圈、头饰、胸饰、银衣等，花纹雕凿精工，也享有盛名。（见彩图）

风俗习惯

苗族住宅因地而异。黔东南居民住木制平房和楼房。楼房一般为两层，建筑形式多为 “吊脚楼”（即按山坡斜度竖桩，在桩上建筑），屋顶为双斜面。顶棚上层贮藏粮食、杂物，吊脚楼下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湘西和贵州松桃等地，采用木质结构、双斜面瓦顶或草顶平房，每幢3～5间，“偏厦”作灶房或牲口圈。过去，地主或富裕人家还筑有庭院，并砌高墙或石碉围护。云南文山地区苗族居民住宅的墙壁多用竹条编织、外面糊上泥土的方法建造，屋顶为平形草顶。昭通地区的苗族居民多住“杈杈房”，即一种用几根树干交叉搭棚，盖上茅草，用树枝或竹子编织、糊泥作墙的房屋。一般隔为两间，人畜各一。海南岛苗族住的是长而窄的茅草房，三间一幢，屋檐较长，檐下走廊是休息的地方。川南和黔西北的苗族多住土墙草顶或瓦顶的房屋。

黔东南、黔南、湘西、广西大苗山及湖北、海南岛等地苗族，多以大米为主食，玉米、红薯、小麦为辅；滇东北、黔西北、川南等地苗族，以玉米、荞麦和土豆为主食。饮酒的嗜好十分普遍，凡遇婚丧、节日或亲友来访，都用酒招待宾客。

各地区苗族妇女服饰差异较大，式样约几十种之多，但大多数地区妇女穿大领对襟短衣和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有的长及脚面，有的短至腿根，仅七八寸长。湘西，贵州松桃、凯里，广西大苗山，湖北宣恩等部分地区苗族穿大襟右衽上衣，下着宽脚裤。湘西苗族的上衣无领，衣袖和裤脚绣有宽大花边，头缠格子布或青布头巾，戴耳环、项圈、手镯等饰物。苗族妇女的头饰式样繁多，挽髻于头顶，配上各种式样的包头帕，有的包成尖顶、圆顶，有的把头发绕在支架上高竖于头顶上，别具风格。她们的盛装以黔东南独具特色，把银饰钉在衣服上成“银衣”，头上戴着形如牛角的银质头饰，高达尺余。男子服装地区差别不大，上着大襟或对襟短衣，下穿长裤。滇东北、黔西北、川南交界地区的苗族男子，多穿麻布短衣或长衫，披着编有几何图案的披肩或羊毛毡。古代苗族男子都蓄长发，挽椎髻于头顶，插木梳或发针，戴耳环、手镯、项圈等饰物。至清代末期，他们已不再蓄发挽椎髻，有的改梳长辫子。

苗族青年男女婚姻比较自由，男女青年通过 “游方”（黔东南）、“坐寨”（广西融水）、“踩月亮”（云南文山、楚雄）、“跳花”（黔中、黔西）、“会姑娘”（湘西）等社交活动，自由对歌，恋爱成婚。云南楚雄等地有“姑娘房”制度，以便择配良偶。也有父母包办婚姻的，一般通过亲友撮合，讲门当户对。苗族妇女有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特别在黔东南至今仍有保留。

苗族的家庭形式以一夫一妻制父系小家庭为主，财产由男子继承，主妇在家庭中享有较多的权力与地位。苗族有父子连名的制度（见父子连名制），无姓氏，后来有些地区已通用汉姓名。

苗族的节日很多，苗年（农历十月）在黔东南部分地区和广西大苗山地区比较盛行。但大多数苗族地区都过春节，也称“客家年”。踩花山或跳场，盛行于云南文山、楚雄及贵州贵阳、惠水一带。“四月八”是贵州贵阳地区苗族人民比较隆重的节日。惠水、龙里等地苗族人民每年还汇集于贵阳纪念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亚努”。过龙船节时，沿江河地区的苗族一般都举行龙舟竞赛活动，(见彩图)以湘西和贵州最为盛行。黔东南的“吃新节”与湘西、黔东、川东南等地的“赶秋节”，是苗族传统的庆丰收节日。节日中有唱歌、踩鼓、吹芦笙、打秋千、爬杆、斗牛、赛马和各种体育活动，同时也是苗族青年男女社交“游方”的好时机。

苗族信仰万物有灵（见原始宗教）或多鬼神，祀奉祖先，崇拜自然，认为神灵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消灾除病或求子求财等都祈求神灵与祖先保佑。祈求消灾除邪时，由巫师驱鬼。祭神祭祖活动极为隆重，黔东南的“吃牯脏”（鼓社）、黔西北的“吃牛”、湘西的“还傩愿”、“椎牛”、“吃猪”以及“赶鬼”、“吃鬼”、“祭鬼”等活动，耗费很大。此外，对自然物（大树、怪石）或人造物（水井、板凳）的崇拜和祭献，以酒、肉、鱼、鸡、鸭、糯米等作祭品。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少数苗族群众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等。

建国后的新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来，苗族地区经过了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苗族人民享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从1951年至今，苗族地区先后建立了7个自治州和12个自治县。苗族干部大批地成长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皆有苗族人员参加工作，有的区、乡两级干部，苗族干部几乎占一半以上。

生产建设、交通、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从无到有，许多工厂包括现代化企业已在苗族地区兴建起来，产生了第一代苗族工人，并出现了象凯里、吉首等工业城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由于电力的发展，给开发山区经济带来便利。交通事业发展迅速，不仅公路修筑到边远的苗寨，而且铁路也修到了苗寨。贵昆、湘黔、枝柳、黔桂等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对沿线苗族地区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苗族地区除办了小学、中学，还办起了大学，已培养出教师、医师及语言、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专业人员和专家。各州、县都设有医院，基本上消灭了天花、疟疾等疾病。农、林、牧、副、渔各业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逐年改善。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