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是什么意思谁说的（提出人及其真实含义）

我们对蒋介石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他坚持对日本妥协的不抵抗政策，任由日军占我国土、杀我国民。

时至今日，再去讨论蒋介石是否积极抗日已经毫无意义。须知，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的确，在1931-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极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甚至不惜含辱忍让。那么，这段时间里，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着清醒的判断，他在日记中写下：“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他接着说：“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证党国之时，则不作无谓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1931年12月9日）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黄道炫先生的研究，蒋的妥协政策中确有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发展国力，争取生存空间的考虑。1931年9月20日，蒋在日记中誓言：“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照实说，蒋对抗日是有着长远打算的，他的总体思路就是他那句著名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资料图。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通电，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攘外必先安内”通常被理解为“剿共”而广遭诟病。事实上，“剿共”仅是“安内”的一项任务，远非全部，其中有大量推动国家建设的正面内容。

蒋介石“安内”的内涵是什么？汪精卫曾对此解释道：“一从政治上经济上致力统一，以形成整个的对外体系。二对于赤匪之骚扰后方，牵制兵力，予以扫除，俾无后顾之忧。三尽可能的努力谋物质上之建设，以期抗战力量之增强加大。”

具体而言，蒋在“安内”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剿共】

前文已提到，“剿共”、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是“安内”的要义之一。自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5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和中共中央最终被迫转移到陕北。在日军侵略华北日亟的情况下，蒋未将主要精力用于抗日，仍然追杀红军不止，最终引发了“西安事变”。大家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不多赘述。

【国力建设】

在物质层面，根据南京大学历史学家张宪文教授的总结，有如下几点（为求简明扼要，以考试答题方式概括）：

一、财经改革。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加强全国的工业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此后，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以及开矿等重工业都有长足进步。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禁止白银外流，统一了全国货币。此举使得过去支离破碎的各省经济发生了密切联系，由此又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

农业是抗战的基本。国府1935年度支出3500万元，用于水利及筑堤工程，责成各省设库存粮。同时，将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确定为战时后方基地，并加紧建设。

二、整顿全国交通和构筑国防工事。

铁路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前，粤汉路、陇海路延长线、浙赣路、同蒲路、苏嘉路等相继建成通车。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成1.3万公里。

公路方面，“九一八事变”后，国府开始从东南着手，由近及远，逐渐推进到西南、西北地区，形成全国性的公路系统。到1937年7月，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达10.95万公里。

国防工事分内陆和沿海两部分。国府陆续整修沿海及长江各要塞，加强了虎门、厦门、马尾、连云港、江阴、镇江、南京等处的江、海防工事。在内陆方面，将全国划为10个战区，至1936年底，江浙、晋绥、鲁豫等地区已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三、整理军务，扩充装备。

整理军务，扩充装备。1934年底，蒋介石着手制定整军计划，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三年至4年编练完成”。1936年国府推行《兵役法》，从7月至12月已征集入营新兵5万人，受过军事训练的壮丁50余万，正在训练中的约100万人。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府辖整编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及3个骑兵独立旅，炮兵4个旅及22个炮兵团。海军共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100余艘，总吨位约6万吨。空军拥有战斗机300余架。

山西太原生产火炮的兵工厂。

国府还充实各军需工厂的生产线，至全面抗战爆发，所有步枪、重机枪、迫击炮、直径150毫米以内的炮弹、1000公斤以内的炸弹、各种信管、化学品及防毒面具，均可自制，并可批量生产。

【摆平反对派】

北伐完成之后，作为党国元首的蒋介石面临一个令其极为恼火的难题：党内反对派难以驯服、地方实力派时时与中央对抗。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一直是蒋介石的眼中钉。鉴于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倾向，胡汉民极力制约蒋的权力膨胀，事事与之作对。1931年2月，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软禁胡汉民，引起党内一场轩然大波。

最能反映国民党党内深刻矛盾的，当属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日亟，本应是同仇敌忾的关键时期，国民党竟然因权力分配未达成一致而分裂为三派：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主导的“四大”在南京召开；11月18日至12月5日，孙科、胡汉民主导的“四大”在广州召开；12月3日，汪精卫主导的“四大”在上海召开。

在党内纷争的同时，地方实力派也没闲着。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举兵反蒋。次年1月，蒋介石发兵进攻，十九路军失败，史称“福建事变”。

“两广事变”时期，桂军进驻湖南郴州的情形。

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已与南京中央对抗多年，1936年6月，两广联合以抗日的名义反蒋，双方陈兵湘粤交界地带，剑拔弩张。蒋使用收买、拉拢、妥协等手段，9月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面对党内国内的复杂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将此作为“安内”的重要内容，寻求缓解矛盾、整合力量之道。为了消弭反对派，蒋一方面采用暴力手段，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展现开明姿态，如号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如构建五院制政府、改革地方政治，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抗战精神动员】

在“安内”的内涵中，除了上述要点，还包括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苦心，而这一点又常常被忽略。

蒋介石曾说：“作战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我们只有拿卓越的精神来补助物质之不足。将来中国对外作战，精神就是我们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条件。”蒋介石意图通过鼓动国民的精神力量来支持长期战争。

1932年起，蒋介石发表《中国的立国精神》、《中国魂》、《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教养卫》、《礼义廉耻的精义》、《御侮图存之要诀》、《抵御外侮与民族复兴》、《国民精神建设之要旨》等文章和演讲，来阐述其抗战精神动员的思想。

1934年2月，在“剿共”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这是他以教育手段来改造国民精神面貌的实践。

蒋曾如此解说他所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现在我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主要的目的是要用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达到‘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三个目标 。先从‘食、衣、住、行’做起，来实践并发扬‘礼、仪、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

“集团婚礼”是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也是近现代中国“文明结婚”新式婚仪潮流的一部分。

“新生活运动”内容琐碎，对民众生活方式规定严格，比如“艺术化”要求“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产化”要求“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军事化”要求“冷水洗浴”。

蒋大力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灭蝇竞赛等。此外，也有革除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毒运动等。

1940年，宋美龄评价“新生活运动”说：“在日本侵略中国和我们抗战以前，‘新生活运动’由于成为改造中国国民生活的一种潜力，已经形成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抗日战争发动以后，新生活运动自动而又自然地就变成整个国防体系中的一部分”。

最后，对本文所论蒋氏“安内”之策做两点说明：首先，炳哥并没有全面揭示“安内”内涵，限于篇幅有所省略，比如外交，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抗战，蒋介石在对德、对苏关系上做了调整。第二，“安内”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为数不少。“剿共”军费浩繁，拖累抗日的物质积累；“新生活运动”从其开始直至今天，一直没有摆脱蒋欲构建法西斯社会之讥评。

参考资料：张宪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洪岚《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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