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自然百科

刘禹锡(772~842)

2023-02-23 13:30自然百科 人已围观

图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

生平

第一阶段,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他后来一直对江南保持着良好的印象,自称“江南客”。

第二阶段,从贞元七年到顺宗永贞元年(805)。刘禹锡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入仕以前,自称“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华山歌》中“明志”说:“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入仕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从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八司马被贬后,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从这时起,刘禹锡开始走上“穷愁著书”的道路。在贬所,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大胆地揭露宦官与大官僚的丑行,以抒发胸中的愤懑。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访问疾苦,关心民瘼,写了不少诗篇。由于长期遭受斥逐,思想陷于苦闷,早在朗州时期就以佛教作为安慰。到连州后,与佛教徒往还密切,写了不少酬僧诗,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文宗大和元年(827)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病故于洛阳。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他在地方官任上颇著政绩,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子刘子自传》)之恨。晚年寄希望于宰相裴度,想协助裴度刷新政治。但裴度在“牛李党争”中受到排挤,无所施为,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刘禹锡在黑暗现实下感到没有出路,便借老、庄旷达思想排遣苦闷,而内心不甘沉沦,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一类诗句以自勉,所以明代胡震亨说他晚年“精华不衰”(《唐音癸签》)。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

诗歌创作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胡应麟认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各具风格,都是“大家材具”(《诗薮·外编》)。

刘禹锡存诗约 800余首,内容比较丰富。首先,他认真吸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在贬谪朗州以后,发现“甿谣俚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情趣。其中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词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雾开”(《浪淘沙词九首》之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余如《淮阴行》5首,也是写平凡生活,而显得“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题跋》)。

其次,刘禹锡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以鲜明的爱憎感情反映中唐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每每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讽刺诗讽刺对象不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奸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晚年所作,风格转趋含蓄,如《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讽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迹,王夫之评为“深于影刺”(《唐诗评选》)。宪宗时,由于裴度的积极主张和周密部署,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取得胜利,刘禹锡写《平蔡州》三首及《平济行》二首,热烈歌颂。

刘禹锡诗《夜泊湘川》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唐诗七言画谱》

再其次,刘禹锡所写的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历来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经常以诗歌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咏史二首》、《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权贵佞幸的愤慨。他对生活充满激情,无论是在凄清的秋天,还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佳作,如《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至今仍能激励人心。他能够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启发,开拓心胸,写出了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类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坚持理想,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一类豪言壮语。咏怀古迹的诗歌如《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乌衣巷》以冷隽的语言写晋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世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借古讽今,暗示时下的权贵不会有比王、谢更好的命运。这些诗都写得精警超迈,韵味深长。《西塞山怀古》一篇,当时誉为骊珠,白居易为之搁笔罢唱(《唐诗纪事》)。

刘禹锡写的应酬诗较多。与白居易唱和的编为《刘白唱和集》,与令狐楚唱和的编为《彭阳唱和集》。另外,本集中还编有送僧诗一卷。这些作品,有不少是流连光景、谈玄论佛之作。

刘禹锡十分注重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象韩愈那样奇崛,又不象白居易那样浅显,而具有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的特色。

张为《诗人主客图》把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他的诗歌取境优美,一是得力于瑰丽的藻思,如《浪淘沙词九首》造语流丽,形象鲜明。二是得力于比兴手法。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无限月明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的爱情(《堤上行》),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刘禹锡诗中的兴句往往与比喻相结合,即景起兴,情景相生,既烘托气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绚丽多采的意境。这在民歌体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禹锡的诗歌不事铺叙而讲究精练,不主浅露而强调含蓄。他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练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艺术好尚。酬答诗如《答杨八敬之绝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与歌者米嘉荣》等,篇制短小,而含意丰富,或婉曲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出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能得韵外之致。怀古诗如《君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经檀道济故垒》等,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象。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写景诗如《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秋江晚泊》、《途中早发》、《九华山歌》等,多以情景交融见长,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蕴着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感受。刘禹锡诗的精练含蓄,为白居易所深赏。近人陈寅恪说,这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絛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习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散文创作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贞元十年就鄙弃“沉溺于浮华”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后又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并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这些观点,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把这句话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这一观点。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本集和校勘版本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元代方回说:“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瀛奎律髓》)或曾见到刘禹锡自定的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

(1)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

(2)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3)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参考书目
  1.  刘昫等:《旧唐书·刘禹锡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1975。
  2. 欧阳修等:《新唐书·刘禹锡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1975。
  3.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

相关推荐: 刘禹锡(772~842)

站点信息

  • 文章统计63334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