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

[拼音]：Zhijiage Xuepai

[外文]：Chicago school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J.瓦伊纳（1892～1970）、F.H.奈特（1885～1972）、H.C.西蒙斯（1899 ～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哈耶克、G.J.施蒂格勒（1911～ ）、M.弗里德曼等人。

经济观点

主要有：

（1）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个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例如，西蒙斯在30年代关于改革美国货币金融体制的主张，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必须对其吸收的存款保持100％的现金准备这一建议;哈耶克始终主张金本位制是现实可行的理想的货币制度，反对任何人为地扩大货币流通量的政策措施；以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等。尽管这些主张所处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理论根据差别很大，其共同的实质是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根据实际经济情况随时和及时调整贴现率，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率，以及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活动等）。

（2）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例如奈特和西蒙斯都十分强调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在经济生活中应起的作用。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取得最大经济效率，而且能够保存个人自由，防止政策决策人专断的干涉。他不仅把经济计划与个人的自由选择完全对立起来，甚至声称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因为各人特有的价值判断，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在政策主张方面表现了很大差别。在30年代，西蒙斯不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也强烈反对垄断，包括所谓工会的“垄断”，而在战后，弗里德曼则着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又如，在30年代初，为了对付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瓦伊纳、奈特和西蒙斯等都曾经主张借助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但在理论上依然认为，尽可能减少政府开支，保持预算平衡是健全财政的基本原则。战后，为了对付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造成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采用的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持否定态度。

（3）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

理论特点

芝加哥学派所据以得出其政策主张的理论观点，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或者暗含着如下一些假定或前提：

（1）强调经济学应是一门实证科学，所以芝加哥学派的许多成员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者。

（2）理论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忽视经济政策的短期效果。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一般认为，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资本主义有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

（3）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社会福利与私人利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会出现的差别，或者认为这种差别与经济效率或经济自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们不重视国家在调节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

芝加哥学派成员一般都特别强调19世纪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实际应用中的有用性，所谓“芝加哥传统”的这一特点，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施蒂格勒的科学工作中。施蒂格勒毕生从事价格理论和动态的市场结构的研究，他吸取和运用自A.斯密到A.马歇尔的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纯粹竞争或纯粹垄断前提下，分别考察消费者为获得最大效用和生产者为赚得最大利润的最优化行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规律性），结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统计资料的调查分析，来考察现实的非纯粹竞争市场的经济问题（被称为应用微观经济学），从而在肯定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对传统理论作出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补充和发展。施蒂格勒通过引进“不完全信息”这个因素，对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如价格刚性、排队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同种商品除运输费用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销售价格，以及一个产业部门为什么同时并存着规模大小差别很大的许多企业等等，作出了通过严密逻辑推理，并可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的理论解释，并为70年代以来有关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微观的理论基础。施蒂格勒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市场”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能够通过国家干预所能解决的。

施蒂格勒通过对美国政府管制市场运行的立法（如最低工资立法、租金管制、证券管理法等）的研究，得出结论：这类立法事实上并未达到原来旨在达到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效果，制定实施这类立法乃是适应特殊利益集团（公司、工会和专业人员）的要求的政治上的产物，因而施蒂格勒被认为是“管制经济学”的开创者。

参考书目

1. M.弗里德曼、R.弗里德曼著，胡骑、席学媛、安强译：《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M.&R.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New York，1979.）
2. F.A.哈耶克著，滕维藻、朱宗风译：《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北京，1962。（F.A.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44.） G.J.Stigler， 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 Essays on Regu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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