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文学

[拼音]：Lunxianqu wenxue

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地区的文学。从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1938年10月21日广州被占，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但英、美、法等国控制下的上海租界地区尚未沦入日军之手，上海成为“孤岛”的文学情况见上海“孤岛”文学），直到抗战胜利，中国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曾先后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沦陷区文学就是这样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产物。

沦陷区的文学运动

它一般说来是和汉奸文人反共卖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活动中心一是在北平，一是在上海、南京。早在1939年下半年，上海《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华风》等副刊配合汪精卫卖国求辱的“和平运动”，鼓吹“和平文学”，攻击抗战文艺是“浮嚣浅薄”、“八股式的宣传文字”，并声称要扫除这一“文艺园地的污秽”。“和平文学”成为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先声。稍后，沉寂了两年之久的北平文坛，出现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中国文艺》。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扶植下，该杂志赞颂和美化侵略者刺刀维持下的“安乐”生活，鼓吹在这种“新秩序”中去建设“新的文化”。这一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正式开端。周作人“破了两年来不说话的戒”，积极地为汉奸文学杂志撰稿，成为汉奸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参与下，华北先后成立了“华北文艺协会”（1941）、“华北作家协会”(1942)。“华北作家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以文艺来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进展，即迎合日本侵略者霸占亚洲的野心。该协会一成立，就派遣作家到华北农村，然后在报刊上宣传报道侵略者在这些地区的“治安强化功绩”。它还发起和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大征文”、“文艺奖”，以“发扬大东亚宣言”为条件，招徕汉奸文人，并加强与伪满洲国和日本文学界的交流。相比之下，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的汉奸文学运动则缺少组织，且大多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古今》月刊发刊辞）的幌子下，为汪伪政府的“反共和平建国”造舆论。当时，比较主要的敌伪报刊杂志还有：北平的《华北新报》、《新进月刊》、《艺文杂志》，上海的《新申报》、《风雨谈》，南京的《民国日报》、《作家》，苏州的《诗领土》等。在汉奸文人的把持下，沦陷区文学运动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虽然，华北、华东的汉奸文人也曾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统一华北和华东汉奸文人的组织──“全国文学协会”却几经筹划，始终拼凑不成。汉奸文人队伍内部矛盾重重。1944年，周作人因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指责他为“反动老作家”而和片冈铁兵及汉奸文人沈启无发生的纠纷，只是这一矛盾表现的突出一例。

沦陷区的文学创作

和文学运动不同，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呈现比较复杂的情况，其中有官办汉奸文学，有鸳鸯蝴蝶派之类的消遣文学；比较有积极意义、且能在当时得到生存发展的则是另一类文学，即没有特别鲜明的政治倾向，却能忠于现实主义精神，对现实社会或个人内心的某一方面作了比较真实的反映并有所针砭的一些作品。同时也有一些进步和爱国的作家在沦陷区坚持文艺创作活动。

在小说创作方面，华北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收入“新进作家丛书”（共10种，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和“华北文艺丛书”（共 8种，华北作家协会出版）。其中虽有思想倾向反动的作家作品，但像梅娘(短篇小说集《鱼》、《蟹》等)、袁犀（长篇《贝壳》等）对男女知识青年矛盾苦闷心理的刻画，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萧艾(短篇小说集《萍絮集》等)描绘的北平市民阶层的生活及关承吉（短篇小说集《风僶船》等）笔下的乡土文学，在题材表现上也具有积极意义。上海新起作家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及苏青《结婚十年》等小说，以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而名噪一时，然而，她们所喊出的“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向的苦闷”（谭正璧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作品的社会意义。抗战前就驰名文坛的作家师陀、罗洪等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仍保持着一贯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

相对活跃的是散文创作。比较有影响的散文刊物除前述的《艺文杂志》（北平）、《古今》(上海)外，还有《天地》(上海)等。题材范围较多涉及文献掌故、读书札记、回忆录及游记等。周作人广征博引、闲远冲淡的读书札记开了名士小品的先河，追随、模仿者像文载道等一时兴起。周佛海、陈公博等以个人回忆为自己涂脂抹粉;樊仲云的读史随笔借历史来为汉奸行径辩护，都是明显的汉奸文学之作。也有一些作家如林榕（《远人集》）、秦佩珩（《椰子集》）等，他们的散文则忠实抒发了小资产阶级的空虚、苦闷的内心情感。王韦的报告文学以金融工商业及其他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描绘出40年代沦陷区都市的萧条景象，这类作品在当时比较少见。

在戏剧创作方面，孔令境主编的“剧本丛刊”(内收编著剧本30个)代表了沦陷区戏剧创作的主要收获。像杨绛的《称心如意》、王文显的《梦里京华》（中译本）、姚克的《清宫怨》、袁俊的《富贵浮云》及鲁思的《十字街头》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进步文艺界人士在沦陷区的极其危险、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为此，许广平被捕入狱，陆蠡光荣牺牲。恽逸群、关露等还打入日本占领者内部，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万象》、《春秋》、《文艺春秋》等杂志，冒着风险，登载或转载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等在大后方的作家作品。如在抗战胜利前夕《春秋》上巴金的散文《灯》和《长夜》，充满着“灯光是不会灭的”、“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尽头了”的坚定胜利信念。类似作品却似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给沦陷区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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