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珐琅

[拼音]：huafalang

[外文]：Painted Enamel

在金属胎上绘珐琅的复合工艺。它是在金或铜胎上先涂一层白珐琅釉料，烧后再用珐琅釉料绘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楼阁以及博古等图案，再经焙烧而成，是一种画在金属器物上的珐琅画。画珐琅诞生在 15 世纪末的弗兰德尔地区，16世纪最为发达，盛行于欧洲，最突出的成就是画珐琅肖像，其工艺中心是法国的利摩日。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初分别在中国广州和内廷养心殿造办处珐琅厂试制成功，并继续发展至晚清。清代画珐琅可分为试制、繁荣和衰落 3个阶段。

（1）试制阶段。欧洲画珐琅器首先从广州口岸贡进内廷，不久便开始自行试制。康熙二十三年(1684) 弛海禁后，广州便利用海外交通之便，输入珐琅器、珐琅料以及制作技术，约用 10年时间试制成功，并逐步正式生产。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也由景德镇彩瓷工匠宋三吉等独立试烧，制品类似早期粉彩，主要器型有三足炉、圆盒、盖碗、盖杯、菱式盘、胆瓶和水盂等。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广州画珐琅匠潘淳、杨士章等进入珐琅作，参与指导试制工作并烧成了规范化的康熙御用画珐琅器。康熙五十八年(1719)法国画珐琅匠陈忠信 (即传教士Jean Baptste Graverevu)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 传授法国画珐琅工艺。

（2）繁荣阶段。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所制康熙御用画珐琅器有碗、盘、盏托、鼻烟壶等，白地或彩地，绘人物、花卉等图案，画风工整写实，珐琅鲜艳倩雅、细腻光洁。雍正时期内廷画珐琅几乎完全由广州画珐琅匠包揽，在规范化的康熙御用画珐琅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器型有杯、盘、盒、壶、炉、水丞、花囊、奓斗、卤壶、冠架、法轮、花篮、五供和鼻烟壶等。在珐琅色的运用上有所突破，如以黑色珐琅作地，衬托鲜艳的图案，十分醒目。珐琅色品种也增多，用欧洲进口、广州制和造办处制的三处珐琅料，所绘图案美不胜收。广州画珐琅， 色彩艳丽，光泽极强， 用笔泼辣，欧风浓厚，与内廷珐琅风格截然不同。乾隆帝积极提倡画珐琅工艺，也从广州召募名工巧匠烧造御用的画珐琅器。器型俱全，如盅、碗、碟、盘、杯、勺、洗、盆、茶铫、盒、手炉、卣、壶、瓶、罐、觚、尊、腊台、水丞、笔筒、香薰、冠架、花篮、如意、太平车、鼻烟壶、塔、五供、七珍、八宝、嘎布拉碗等等，涉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另外还出现了仿欧洲西洋楼阁与妇婴、牧羊童等画面，富有欧洲油画趣味。内廷所用大件画珐琅器一律发粤海关监督定烧，为此，曾派员赴穗画样设计并监督生产，以保证发往广州烧造的内廷画珐琅器能按照皇帝旨意、有御用画珐琅的艺术格调和皇家样式。广州画珐琅依然沿着雍正时期的轨道，使用从欧洲进口的或广州烧造的珐琅料烧造大批贡品和民用画珐琅器。在珐琅的色调、质地、光泽和彩绘上不亚于内廷画珐琅的造诣和水平。它的突出特点是体胎轻薄，立意新颖，器形奇谲姣窈，色彩妖艳，光泽眩耀，画风欧化；图案也多用莨苕科花叶、家具、楼房、猎犬、洋妇、洋婴以及写生的花卉鸟兽等欧洲风格题材。乾隆十年至五十年(1745～1785)是清代画珐琅的极盛期和最高峰。此后逐步衰落，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一度撤销珐琅作，中止了画珐琅器的生产。嘉庆以后内廷主要依靠粤海关提供画珐琅器。在艺术上尚可勉强维持乾隆晚期的水平，在工艺和数量上则远不能与乾隆时代相比。某些王公大臣在家里曾设小作坊觅匠烧造画珐琅，有较高的水平，堪与内廷珐琅媲美。

（3）衰落阶段。内廷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从道光以后形同虚设，不再生产画珐琅。广州画珐琅工艺从鸦片战争开始衰落，大约在晚清或民国初年停止生产。

清代画珐琅虽然受到西方画珐琅的启发或吸收西洋画珐琅匠参与烧造，但产品却与欧洲画珐琅不同，可分为宫廷样式和广州样式两种。前者重传统手法，通过粤匠间接吸收外来题材和画法；后者则较多地汲取了欧洲的艺术成分，有较强的欧化色彩。它们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清代画珐琅的独特风采。珐琅虽不及欧洲的纯正鲜亮，但其浑厚稳重、淡雅妩媚之处又是西方珐琅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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