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公元前53～前18)

[拼音]：Yang Xiong

中国西汉末年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沉默好思，长于词赋，曾得到大司马王音的赏识，被召为门下史。后来他写了《甘泉》、《羽猎》、《长扬》等赋，得到汉成帝的重视，任职为郎，给事黄门。哀帝时，他摹仿《周易》写作《太玄》，摹仿《论语》写成《法言》，这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王莽篡位后，扬雄校书天禄阁，因符命案受牵连，被迫投阁，未死，仍为大夫。扬雄又写有《解嘲》、《解难》等，用以自况。

扬雄把“玄”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认为“玄” 是天地的本原， 而万物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玄“摛措阴阳而发气”，认为“玄”是气的根源。至于“玄”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学术界尚有争议。

扬雄认为“玄”兼赅阴阳，天地万物也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面相互转化，相互推移。认为“盛则入衰，穷则更生；有实有虚，流止无常”。又认为，事物的变化表现为因、革交替，“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因” 指事物的继承关系，“革” 指事物的创新变革。他认为在继承过程中有创新，创新过程中又不能离开继承。他说：“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扬雄这些辩证法思想，与他政治上的改革主张紧密相连。

扬雄对当时的宗教迷信和谶纬思想作过批判。他说：“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他认为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这是自然之道，而神仙方士们所散布的语言是毫无根据的。扬雄这些思想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

扬雄强调知识的重要，他说渡海须用舟，乘舟须用楫，要不迷失方向，须有知识。扬雄肯定人的认识能力，指出“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他认为心能周知万物，所以心是“神”。扬雄提出修性之说，主张加强道德修养。扬雄对先秦诸子的道德论都有取舍。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的人性论。他所说的“性”，包括“视、听、言、貌、思” 五个方面， 而对每个人而言，又有“正”、“邪”两个方面，既有善的方面，又有恶的方面。凡人之性都是善恶两方面杂处其间，表现为善或恶，则决定于“学”与“修”。从而提出了“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和“学则正，否则邪”的道德修养论。他说，“学者所以修性也”，主张人之为学，务必及早，应从“其不奸奸、不诈诈”的儿童时代开始。因为，这时恶习未染，易于修学。一旦染上恶习之后再修学求正，就难以见效。扬雄人性论的善恶、正邪标准大都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义礼，并无创见。但他强调学与修，反映了道德修养的某些固有规律。

扬雄高度评价尧舜，推崇孔子，肯定他们为圣人。在扬雄看来，“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认为圣人高于众人，若将圣人同诸子相比，圣人是“日月”，诸子是“众星”。扬雄反对申、韩之术，但对诸子的言论，并不一概加以排斥，他赞赏老子“言道德”、庄子“少欲”的主张，常以孟轲自比。

扬雄的哲学著作和文学篇章对后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受到以后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极力推崇。西汉末年，桓谭认为他超过了周秦诸子。唐代韩愈将扬雄同孟轲、荀况相提并论，称赞荀况与扬雄“是大醇而小疵”。北宋司马光、王安石对扬雄更加推崇，司马光用30多年的时间集注《太玄》和《法言》，称赞扬雄为大儒，王安石称赞扬雄为“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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