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М.

[拼音]：Gao'erji

[外文]：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

苏联俄罗斯作家。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16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小业主的女儿。幼年丧父，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1岁开始到“人间”谋生，做过装卸工、烤面包工人。80年代在喀山曾参加具有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的秘密自学小组。1888至1889年和1891年曾两次到俄国各地游历。在这期间进行过一些秘密宣传活动，并在第比利斯参加进步工人与革命者秘密小组。1889年10月被捕，获释后即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1898年，两卷集《随笔与短篇小说》出版，轰动俄国文坛，成为驰名欧洲的作家。

90年代，高尔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尚未形成，艺术方法也处于摸索阶段，他的早期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杂然并存，反映了他探索新的艺术方法的尝试。浪漫主义作品《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赞美了酷爱自由、向往光明和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鹰之歌》(1895)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作家歌颂的已经不是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英雄，而是以自己燃烧着的心为人们照亮前进道路的丹柯。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大部分是描写人民生活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流浪汉的短篇小说，如《切尔卡什》、《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等。这些作品描绘了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抗议情绪。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揭露资产阶级、抨击市侩知识分子的。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在极力思考生活意义、寻找新的生活道路、充满着激烈的内心冲突的人物。90年代在《萨马拉报》、《尼日哥罗德新闻》等地方报纸任编辑、记者，写了多篇针砭时弊的政论。

《读者》 和《保尔·魏尔兰和颓废派》 等短篇小说和评论都表现了作家早期的文艺观点。高尔基认为，文艺应负有改造现实的社会使命，应象“报警的钟声”“在人的心灵中唤起耻辱、愤怒和勇气”。在同丑恶和庸俗进行斗争时，文艺应该起“匕首”的作用。高尔基坚决反对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指出自然主义者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实质上是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颓废派所标榜的“自由艺术”、“纯艺术”实际上是宣扬悲观主义、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

在19和20世纪之交，高尔基写成他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其中《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通过资产阶级两代人的形象展示这个阶级在俄国的发展及其历史命运，刻画了资产阶级各种类型的人物。福玛对本阶级的背叛象征这个阶级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三人》(1900)描写3个出身社会底层的青年的3种生活道路，否定了追逐私有财产和逃避斗争的道路，肯定了革命道路。这两部小说显示出作家在塑造正面人物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高尔基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社会民主工党的联系日益密切。他支持筹建并且热心阅读《火星报》，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00年初，他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把很多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团结在出版社周围。1901年春，他在彼得堡写传单揭露政府镇压示威学生的暴行，号召推翻专制制度。同年，因受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而被捕与放逐。

1905年革命前夕，群众的迅速觉醒使高尔基感到已经出现了具有新的生活态度的人，并推动了他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他指出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旧的现实主义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戏剧是最能直接影响广大群众的艺术，这引起了高尔基从事戏剧创作的兴趣。他从1900年开始写作剧本，有的剧本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上演时曾引起群众的示威游行。《小市民》(1901)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剧中的尼尔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以新的精神面貌出现于现实生活中的工人形象，体现了无产阶级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决心和乐观精神。在《底层》(1902)中，高尔基尖锐地提出了劳动者的出路问题，批判了消极期待幸福的幻想，剧本的中心主题是揭露消极人道主义的危害。消极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不相信人有力量、有可能解放自己，因而以消极的同情和美好的谎言安慰人们，使人们安于现状，但幻想的破灭使人们失去最后一线希望而陷入精神上的绝境。作家通过剧中人萨金宣布：“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要尊敬人！”紧接着，又在1903年谱写了人的赞歌《人》。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还写了一组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剧本：《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分化，斥责了抛弃革命理想的人，揭穿了科学能够自由、独立、超脱于阶级斗争的幻想。

在1905至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入了斗争。1月9日流血事件后，他当即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传单，揭露并号召推翻沙皇政府，因而遭到逮捕。政府慑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予以释放。以后高尔基积极参加出版布尔什维克最初的公开报纸《新生活报》和《战斗报》以及为起义筹备武器与经费等活动。1905年夏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1月，在一次讨论起义问题与《新生活报》问题的会议上第一次与列宁会晤。在革命的准备过程中，高尔基以犀利的笔锋写了一系列政论，抨击阻碍斗争深入发展的各种思想。《谈谈小市民习气》(1905)就是其中的优秀政论之一，它分析了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与心理特征，指出了当前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与激烈斗争的必然性，在社会、哲学、美学等领域撕下小市民习气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得到列宁的称赞。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国，赴美国宣传俄国革命，并为党筹划经费。在美国写了揭露并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同年秋前往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定居。1907年5月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高尔基在1905年的革命中加深了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英勇精神的认识。他深切感到文学必须表现新的现实和新的英雄人物。1906年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敌人》是高尔基第一次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表现工人群众的作品。剧本显示了工人群众的觉悟的提高，揭露了资产阶级各派在维护本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母亲》是在1902年索尔莫沃工厂工人“五一”游行事件与1905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小说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在斗争的发展与人物的成长过程中显示了社会主义理想改造现实的强大力量。小说塑造了巴维尔这一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鲜明形象。曾经是逆来顺受的母亲所走的道路反映了广大群众在革命的年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小说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强信念，体现了在革命的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列宁最初看到《母亲》的手稿时，就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高尔基同各种反动的、颓废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他接受了鲍格丹诺夫等人的造神论的思想，并参与了组织卡普里党校和“前进派”集团的派别活动。

高尔基在这个时期写的《论犬儒主义》、《个人的毁灭》、《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及《俄国文学史》等重要论文和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流露了“观念复合”、“经验组织”、造神论等错误观点。受造神论影响最严重的是长篇小说《忏悔》(1908)。高尔基在小说中本想用民间英雄史诗的手法表现人民集体的力量，但在造神论的支配下，试图创造以崇拜人民集体的力量为宗旨的新宗教，歪曲了人民的形象和现实。

列宁对高尔基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造神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在客观上所起的麻痹人民的作用。在列宁的关怀下，高尔基逐渐认识错误，脱离了“前进派”集团。

在俄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涨的年代，高尔基的文学活动基本上都是与布尔什维克的报刊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亲自主持《启蒙》杂志的文艺栏，热情参加《真理报》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1914年编辑、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

1913年底，高尔基返回俄国。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尔基在政论文章中坚决谴责战争和沙文主义思潮。1915年，他创办《纪事》杂志，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建立了“帆”出版社，介绍俄国各民族文化。但是，《纪事》的部分专栏为马赫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分子所掌握，因而没有完全采纳布尔什维克对战争与革命的路线，引起列宁的注意。

1907至1917年间，高尔基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从他这个时期的全部活动来看，他的主导倾向是积极的，充满革命的战斗精神。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刚开始，高尔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就提出“必须经常不断地同政治上的颓废、变节、消沉等现象进行斗争”，列宁表示“万分同意”。高尔基在他的政论和文学评论文章中提出了当代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各种迫切问题。《论犬儒主义》和《个人的毁灭》（约1908）抨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民主革命传统和理想的背叛以及他们的消极颓废情绪；赞扬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章指出，犬儒主义是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反对革命的武器。作家考察了资产阶级的个人毁灭的原因及其必然规律和表现形式。《俄国文学史》(1909)从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社会的联系的角度，考察俄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在文学发展的分期、浪漫主义文学类型的划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和对某些作家的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见解。两篇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的文章(1913)是抗议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的。高尔基在这些年代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要求作家不要作生活印象的俘虏，要从未来的高度观察现实，要反映1905年后的新的现实。

高尔基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十分丰硕，反映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在《夏天》(1909)中，描写了农村的尖锐矛盾和被1905年革命唤醒的青年一代的成长。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和剧本《最后一代》(1908)描写政府的密探和警察的腐朽、堕落和空虚，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反人民本质及其统治的虚弱。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1910)以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瓦解表明，作为专制制度的另一个支柱的资产阶级，它的没落是历史注定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挽回。《奥古洛夫镇》(1909)和《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 (1910～1911) 是作家在反动时期写的两部有重要意义的小说，刻画了小市民保守、落后、动摇的心理特征及其社会根源，指出了小市民习气是滋生种种消极的、不抗恶的社会思潮的土壤。在后一部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新生的力量正在冲破小市民习气的禁锢，健康地成长着。《俄罗斯童话》(1912～1917)讽刺了文学中的颓废悲观倾向、知识分子的背叛行为和政府的反动政策。

1911年前后，高尔基敏锐地察觉到革命又呈现出日趋活跃之势。他的作品也洋溢着日益浓厚的乐观气息。《意大利童话》（1911～1913）塑造了为光明、幸福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集体的形象，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团结友爱精神，赞扬了摆脱掉剥削阶级道德的人的尊严和精神的美。列宁和《真理报》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俄罗斯游记》（1912～1916）真实地再现了充满残酷、野蛮和落后的80至90年代的俄国生活，但也显示了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1913～1916)、《在人间》(1913～1916)和《我的大学》(1922～ 1923)是高尔基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三部曲描写了作家从生活的底层攀上文化高峰、走向革命的道路，同时也反映了俄国一代劳动者在黑暗中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艰难曲折历程。

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准备、进行过程中，高尔基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力量和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夸大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作用，因而否认在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反对在二月革命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主张无产阶级应与代表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的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以科技知识武装人民，各阶级同心协力从事建设，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为未来的革命创造条件。他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也采取了错误态度。高尔基在他自己于1917年4月参加创办的孟什维克倾向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组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政论，反映了他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一个短时期内，他又以革命过程中的某些缺点和阴暗的现象为依据，继续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指责革命。列宁对他的错误进行的严肃批评，苏联人民保卫十月革命和创造新生活的英勇精神，教育了高尔基。后来，他在《列宁》等作品、文章与通信中多次谈到自己的错误。1918年初， 高尔基开始改变对革命的错误态度。 从1918至1921年，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组织工作，如组织书籍出版，建立世界文学出版社，担任改善学者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主任。

1921年夏，在列宁的敦促下，高尔基出国就医。在国外曾从事组织救济俄国灾民的工作，宣传苏联的成就，谴责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从1931年起，定居国内。他在组织、团结文学队伍、培养青年作家、反对文艺界的宗派情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强调学习古典文学遗产和民间创作的重要性，对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还担负了繁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高尔基是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和主席。1935年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2至1923年高尔基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在国外期间写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1919～1923) 再现了托尔斯泰丰富、复杂、矛盾的内心生活，指出了他的伟大与弱点。《列宁》(1924～1931)写于列宁逝世时，后经数次修改。作家在列宁的形象中看到了“大写的人”的理想的体现。1924到192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小说在从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了阿尔塔莫诺夫家族三代人对事业的态度，从心理上、道德上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衰落。1925年，高尔基着手创作具有史诗气魄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小说描写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40年的变迁。作家通过作品人物的思想情绪和政治、哲学、美学、宗教等观点的变化，生动地再现了历次重大事件，并且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的检验中暴露出他们的观点和行为的阶级本质。小说深刻剖析了中心人物克里姆·萨姆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心理，揭露了他的“超党派”的独立、自由的伪装。作品中人民始终都作为积极的力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作家着意描述了历次重大事件中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的变化。人民阵营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库图佐夫及其他革命者。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30年代初期，高尔基以戏剧的形式反映了垂死的资本主义与新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著有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 (1932)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1935年改写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

高尔基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特写和政论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一切阻挠生活前进的现象的憎恨。《苏联游记》（1929）记述作家在各地旅游参观的印象。他的政论尖锐地抨击了新生活中的小市民习气，痛斥了“机械的公民们”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子。作家肯定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揭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他在确定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提出，应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方向。革命后，对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1933年写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采纳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以后，又在《论剧本》、《苏联的文学》等文章、讲话、书信中阐述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高尔基认为，苏联的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文学应该“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写英雄的现代生活”（《论文学及其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论短视与远见》），它要求作家善于从“现在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观察现在和过去（《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此，作家应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现实。他强调指出，从第三种现实即未来的目标的高度观察、描写现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根本标志，“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什么”(《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有了这个高度，文学才“能够激励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的态度”，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的原则（《苏联的文学》）。对现实的积极态度也表现在“同‘旧世界’的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上。“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激起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1935年2月给亚·谢·谢尔巴科夫的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要求作家按照理想去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而是要“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他提升到现实以上”（《论剧本》）。高尔基认为，塑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精神的主要表现。为了塑造英雄形象，作家必须学会运用虚构、夸张的艺术手法。

高尔基于1936年6月18日逝世。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贯是深切同情、热情赞扬和积极支持的。他的作品早在 20世纪的头 10年里，就被介绍到中国。“五四”运动后则被大量翻译过来。瞿秋白很早就译出了《海燕之歌》。1930年夏衍译的《母亲》出版，推动了无数的读者走向革命。高尔基的作品和文学理论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成长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大量的作品单行本、戏剧集外，已出版过20卷的选集。一种新的规模更大的文集也开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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