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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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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ungang Shiku

[外文]：Yungang Grottoes

中国北魏佛教石窟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开凿于5世纪中期，延续至6世纪20年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仅有唐代个别造像。辽代有重修佛像和增建木构窟檐的记载。元、明、清 3代时石窟寺衰落。石窟依武州川北岸崖壁开凿，东西绵延 1公里，现存大小洞窟 252个，造像 5.1万余尊。依地形将石窟分割为东、中、西三大区；东区窟龛25个，中区 119个，西区 108个。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开创概况

4 世纪末，中国北部的鲜卑族拓跋珪于386年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建代称王，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建国称魏。北魏佛教的兴起，是在太延五年(439)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的僧人、宗族吏民三万多户迁至平城后，为开窟造像从工艺技术上奠定了基础。虽有太武帝太北真君七年(446)诏令毁佛焚经坑杀沙门的灭佛事件，但那时还有高僧师贤隐身改业、昙曜“死守不还”的佛教火种存在。6年后文成皇帝继位，遂下令“复法”，佛教在北魏皇室的支持和信仰下大为发展，开窟造像相继进行。《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五窟现编号为16～20，称“昙曜五窟”。继昙曜五窟之后，武州山开窟造像大规模地展开，进入了崇佛的高潮时期。此时又从河北等地移数十万汉族文化传统匠师，有力地配合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中区石窟中(5～13窟 )到处可以见到汉文化的表现，开窟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为止。此后窟龛由贵族官吏为祈福超渡而建，多为小型，即昙曜五窟以西的诸小窟。

石窟形制和艺术风格

石窟建筑来自印度，那里有“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之分，传入中国后按照中国的国情习俗加以改变。云冈石窟中有平面马蹄形草庐顶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变为窟内中央凿成多檐式塔窟。毗诃罗式窟在这里已不见了。早期的昙曜五窟较明显地反映了外来造像的风格，面形圆润、高肉髻、深目高鼻、两肩平阔的造型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的佛像均受犍陀罗和笈多式的影响。窟内高达10米以上的本尊造像及排列匀称的三世佛，还有满壁千体佛的龛像又显示了以禅观为主的特点。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发展主要在孝文帝时期，即第二期。塔窟有第 1、2、4、6、11、39 窟，其中有二层、三层、五层之别。结构均沿袭了汉以来的形制，有柱、枋、斗栱(一斗三升人字栱)、檐椽、瓦垄，层间有的一间一龛，有的三间三龛，最多的为五间五龛。龛内均雕坐佛或交脚菩萨。另一种是前后双室型，如第 7、8、9、10、12窟，其中以 9、10、12三个窟内雕刻最为华丽。这三窟的前室均雕有三间殿式佛龛，殿顶脊中立金翅鸟，两端饰以半月形的鸱尾，有的饰三角火焰和大鹏鸟，屋角起翘，形象逼真。檐下斗栱整齐，枋下饰帷幕或璎珞飞天。明间雕坐佛或交脚菩萨，两次间有思维菩萨。第11窟中央雕二层塔，壁面布局交错排列，似无统一格局，东壁上方太和七年(483)造像九十五躯的刻文，是云冈石窟中最早的铭记。第 5和第13窟平面均为马蹄形、穹隆顶。前者本尊结跏趺坐，高17米，为云冈石窟之最。后壁下部开诵经隧道。第13窟本尊为交脚弥勒菩萨，高13米，南壁明窗下方雕七佛立像。在二期造像中石窟形制变化较大，艺术风格亦异于早期，主要表现在面部和服饰方面，如部分造像虽仿早期形式，但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南朝士大夫所着的褒衣博带，面部眼鼻均脱离早期的臃肿感而趋向世俗化。菩萨身披帔帛交错于胸前。窟内布局上下分层，每层多龛，多以忍冬纹、莲花纹作为边饰。伎乐天持各种乐器排列于窟顶周边。窟顶多有团莲和围翔的飞天，交首蟠龙张牙舞爪，虎狼鸟兽或伫立或奔驰，内容手法多变，充分表现了汉族文化的艺术特色。第三期石窟多开凿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大多集中在第 20 窟以西崖壁上，石窟规模缩小，数量增多，上下错落状如蜂房，有的开凿在中部窟区的外壁。这样的窟龛多达200余个。这一时期窟形平面多方形，平窟顶多作方格平棊饰以团莲、蛟龙或飞天，窟内布局有四壁三龛、上下分层龛，造像除释迦佛、交脚菩萨外，释迦多宝并坐增多，世俗男女供养人分列龛下，佛、菩萨面瘦，披肩，衣褶密集，突出了不同于二期造像的风格和手法。从铭记得知，本期开窟造像的目的多为生者求平安、亡者祈冥福。至 6世纪初出现了愿亡者托生净土的铭记。

石窟寺建筑遗迹

云冈石窟窟前崖壁上方均存有大小不等的梁孔遗迹，在现存碑石刻文中均无记载。北京大学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为石窟寺建筑遗迹的考察和发掘提供了依据。1972年在云冈石窟维修工程中，云冈文物保管所同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针对第 9、10窟崖壁上留存的 8个梁孔与相应的地面进行了发掘。自崖壁上方开始，在清理中发现了被积土掩埋的两个东西向的平台，上台宽 1.4米，下台宽3米，台上有6组梁槽，每组由上层平台的长槽和下层平台上两个三角槽组成。根据梁槽的排列和对 6组梁槽间距的实测，是一座面阔五间的木构窟檐的梁桩遗迹。接着在窟前地面发掘出东西长 24.65米，南北宽11米的砖砌台明和散水。台明均为37×37×5厘米的沟纹砖铺墁，敷地砖下系原始地面。在窟前偏西处的地面上，有一未刻完直径 3米的图案花纹，其中有团莲连珠纹、龟背纹等。在离窟前壁 4.3米处敷地砖下发掘出 8 个东西向排列的方槽，槽宽均在100～118厘米之间，方槽中心与上方8个梁孔正相对应。由此可知后者为面阔七间的木构窟檐，铺设敷地砖者为五间窟檐，七间窟檐较早，为唐构遗存，五间的窟檐略晚，是辽代遗迹。

1987年云冈文物保管所配合龙王庙沟西崖壁清理积土工程，发掘了 5、28窟(塔窟)前建筑遗迹，面阔五间，平面为僉形，凸出者三间。台明地面下夯三合土，上铺沟纹砖，出土瓦当系莲花纹或兽头纹，应属辽代遗物。在建筑遗迹的北侧还发现了僧房遗址一处，面积不足20平方米，四周墙壁均经火烧，唯地坑较完整。其结构为夯土层面挖烟道10条，上敷沟纹方砖，火炉设在地坑中央。在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一长方黑釉小口坛，坛内满盛白面，显系一处简陋的贫僧房舍。

石窟保护

云冈石窟已经历1500多年，人为破坏的造像达1400余躯，刀凿斧痕举目可见。而大自然的风化更为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置了保护管理机构，清理洞窟，治理环境，杜绝了人为破坏，开始了对自然病害的防治。60年代初，经多方调查研究，提出了运用新的科学技术与传统保护方法相结合的方案，在东部第 1、2 窟作了钢锚杆与化学材料灌浆加固，用降低水位之法杜绝了水患，探索了一条石窟保护的科学途径。1973年9月周恩来指示“三年要修好云冈石窟”。在1974～1976 年的施工中排除了 20多个主要洞窟内外的险情，用高分子化学材料对窟内外容易渗水的裂隙予以灌浆封护，对悬石、危石予以粘结加固，达到了稳定石窟的目的。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