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

[拼音]：Li Dazhao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

生平和著作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当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他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尖锐地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同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1917～1919年，他先后发表了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同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他积极支持和领导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同年底，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人民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反帝反军阀斗争。他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牺牲。李大钊的主要论著被收入《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诗文选集》。

哲学思想

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他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肯定宇宙是客观实在，认为这个“实在”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大自然的客体；物质决定精神，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的反映；宇宙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前进上升的。在他看来，生与死、盛与衰、阴与阳、吉与凶、福与祸等等是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不是简单地循环和重复。李大钊对人类的认识、认识过程和思想的作用都有所论述。他分析了认识的有限和无限问题，很重视精神、意识的力量，尤其强调先进思想的作用，提倡理论同实际相结合。

李大钊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唯心史观，揭露了它的社会作用及其阶级实质。他着重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层构造，都依着基础构造而迁移变化。他强调生产力是基础构造变动的最高动因，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然随之变动。他说：“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李大钊选集》第 186页）。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也有明确论述。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历史理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他强调社会改造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他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李大钊选集》第397～398页）。他还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

伦理思想

李大钊还运用唯物史观最早考察了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他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最初表现形式。它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的崭新历史发展时期。

李大钊主张从人间现实生活中探求道德的根源。他在早期认为，道德发生的基础及其实质，是人类适应社会生活之要求的社会本能，义务和良心是这种社会本能的呼声。根据这种基于自然进化宇宙观的思想，他反对把道德看作“神秘主宰之惠与物”或“古昔圣哲之遗留品”，指出道德作为适应一定社会生存的习惯风俗，可以而且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而变革，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他掌握了唯物史观之后，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论断，以至他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获得了真正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归结起来就是他反复强调的：道德属于社会的“表面构造”，是由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构造”决定的，道德发展的必然性的根据就在于社会的“经济构造”发展的必然性。他依据这个根本观点，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伦理道德，指出这种道德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中国的大家族制度，亦即封建的农业经济组织，并与专制政治有着十分明显的依存关系，其实质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符，是封建统治者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他认为，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迎合社会的新要求，大家族制度因此陷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封建伦理道德也必将随着归于败亡，而为“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道德所取代，从而实现道德领域的革命。为了实现这一革命，李大钊认为必须将它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物心两面和灵肉一致的主张，即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他指出：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为了确立新道德以利于改造人类精神，他强调应对一切陈腐的僵死的旧道德加以人为之力，促使其迅速崩溃。

与他的革命思想和道德观点相联系，李大钊还阐述了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人生观。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达于真理，而知识则是照亮人生道路的灯烛。革命者应当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致合理的生活于可能的境界。他十分强调个人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认为置同胞于黑暗中而不顾的安乐，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也不能算尽到了人生的责任。他倡导的人生，就是具有牺牲精神，在社会革命中创造新生活，为后人造大功德，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的人生。李大钊光辉的一生，是他的人生观的实践。他不仅以笔和语言而且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中国人民宣传了这种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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